摘要：要對一個時期的文學現象或作家創作展開分析和闡釋，需要我們重回歷史現場，在史料基礎上，跳出不同歷史時期與文學規范下單一向度的史學模式敘述，真切抵達歷史和作家本身所要呈現給我們的文學向度和價值本身。梁向陽主張回到文學現象生成的歷史場域，把作家作品放置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還原其歷史狀態。在尊重歷史史實和個體的前提下，深人挖掘人物內心深處的思想意識和心理機制，探尋其在當下社會的價值和意義彰顯。從而在延安文藝及路遙研究領域構建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認識框架，同時又以感性的寫作態度結合自身所掌握的“ 一手"資料，撥開歷史的迷霧，還原路遙本身及其文學、精神遺產的本真，為讀者了解一個生動鮮活的路遙提供了可能性。

關鍵詞：歷史現場；延安文藝；路遙；文學向度

要對一個時期的文學現象或作家創作展開多維度透視和多角度分析，需要我們深人地探尋“歷史現場”，去澄清和剝離歷史行進過程中形成的層層迷霧。而對于這些已經發生過的學歷史場域，我們亟須做的是跳出層層先驗的、程式化的敘述模式，在準確、真實的史料基礎上，重返歷史現場，去進行深人的探訪和挖掘。重返歷史現場就是重新回歸文學生產的歷史語境，有歷史感"地進行研究。雖然過往的歷史我們無從復原，但可以最大限度地觸摸歷史的真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好地去了解和認知文學現象是如何在多重話語力量的交融與碰撞中復雜呈現，如何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語境與文學規范下跳出單一向度的史學模式敘述，從而更準確地把握文學現象和作家創作，與研究對象置身“同情同景"，真切抵達歷史和作家本身所要呈現給我們的豐富而復雜的文學向度。

《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1]是梁向陽近年來關于延安文藝與路遙研究的力著。該書一方面在對延安文藝和路遙及其創作的具體論述和闡釋中，主張回到文學現象生成的歷史場域，把作家作品放置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還原其歷史狀態，在尊重歷史史實和個體的前提下，深人挖掘人物內心深處的思想意識和心理機制，從而在延安文藝及路遙研究領域為我們構建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認識框架；另一方面則以感性的寫作態度結合自身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去撥開歷史的迷霧，還原路遙本身及其文學、精神遺產的本真,為讀者了解一個生動鮮活的路遙提供了可能性。

近年來，延安文藝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和重要研究方向之一，關于延安文藝尤其是延安時期文學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現代文學學科視閾中。這些研究對我們了解延安時期文學的創作實績、作家寫作觀念的轉變以及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等有著重要的促進和啟發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少問題，如史料缺乏帶來的研究表面化、淺層化的缺陷以及脫離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帶來的主觀性問題等。所以在《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一書中，梁向陽首先就提出“重回歷史現場看延安文藝"。他認為我們作為研究者，要用整體觀和系統觀的觀念，從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歷史出發，在“第一手"的研究資料上進行“知識考古"，去逼近“延安文藝"生成的歷史場域。把作家作品放置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還原歷史狀態，重估其價值，用富有學理性的觀點說話，而不是簡單的主觀書寫[2]。該著作通過搜集、爬梳史料，一方面對“延安時期"時期的陜北民歌、散文、作家文集的出版以及“延安文藝座談會"進行重新整理和概述；另一方面在作家作品的史料研究上詳細梳理了郭沫若、仙藥蛋派"作家、吳伯簫、周立波、楊朔、劉白羽等人與延安的歷史聯系以及斯諾《西行漫記》的永恒魅力，尤其是“延安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與延安緊密而又曲折的關系歷程，表述了“延安時期"時代環境和文藝政策對諸作家文學創作觀念和人生態度轉變的重要影響，使讀者能夠撥開歷史迷霧的桎梏，對其時的歷史有一個生動而明晰的了解。

同時他還強調延安時期生成的文化自覺的歷史經驗以及“文化創造合力"，呼吁在當下文化建設過程中，找尋充分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時刻牢記創造“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形成強大的文化合力，推動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核心要素的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3]。作者在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礎上從指涉延安文藝的小處著手，同時又胸懷延安文藝發展的歷史全貌，將延安時期的文學現象和作家創作在歷史視閾中串聯起來，予以平實而傳神的表達，從而使得讀者對其時的歷史文化場域產生“身臨其境"的現場感，認知更加清晰、深刻。同時在文學現象和作家創作的敘述中又貫穿了對延安時期文化自覺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創造合力觀念的闡釋及其對當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借鑒意義和價值，為延安文藝建構過程中的知識分子、文學經典化、民間文化等諸多問題以及延安文藝的當代性表述提供了新的研究路數，體現了作者在歷史現象中積極探尋當下文化價值的宏大歷史眼光。

路遙的生平與創作歷程是該書研究的重點，也是新時期以來作家研究的熱點，學術界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在梁向陽看來仍覺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憾，認為許多研究成果存在“就事論事"的現象。所以他以《平凡的世界》為重點研究文本進行切入，提出要回到歷史現場，結合20世紀80年代中國特定的文壇環境去看路遙的創作。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是圍繞著人的重新發現為軸心展開的，以空前的熱忱呼喚著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而在這種新的文學觀念重構過程中，文壇開始有意識地拒絕大眾，回到作家自我的“小宇宙"中，在個性化的“文體實驗"中狂歡，擁向現代主義寫作，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被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路遙用現實主義方法進行創作、著力于聯結1975——1985中國社會在這十年間的大轉折時代背景、用歷史和藝術眼光觀察人的生存和生活狀態的《平凡的世界》發表過程自然一開始就充滿了艱辛和曲折，具有了悲劇性的命運[4]。但面對整個文壇和學術界的質疑和反對，路遙卻堅持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和獨立的文學品格，直接面對讀者進行創作。他堅信：考察一種文學觀點是否'過時，目光應該投向讀者大眾。一般情況下，讀者們接受和歡迎的東西，就說明他有理由繼續存在"，“ '現代派'作品的讀者群少，這在當前的中國是事實；這種文學樣式應該存在和發展，這也毋庸置疑；只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負責任地棄大多數讀者不顧，只滿足少數人" [5]。因而使得《平凡的世界》能夠在批評和質疑中更加具有超越時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在我國社會節奏越來越快、中西文化融合越來越充分的時空環境中贏得無數的讀者的青睞。究其原因，梁向陽認為就在于路遙擁有深邃的歷史理性，徹悟到文學的本質，敢于在那里以笨拙的姿態”守株待兔"。而他的這種”執拗"精神，一方面與其所擁有的陜北精神血脈不無關系，另一方面也與其自身的成長經歷有關，是其個人行為方式的彰顯[6]。梁向陽在《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中對路遙寫作風格和堅守精神的論述和彰顯，對當代作家的創作也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時代變化決定文學創作觀念的不斷變化，但是作為作家本身要有其堅持的東西，應該秉持著一種為民族、為大眾而寫作的責任和擔當，在一個超欲望的時代堅守作為一名作家的精神底線。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才是好的文學作品？于時代有益但又不能完全受制于時代，當出現一時的局限和挫折時要冷靜地從本身價值態度和文學作品的長遠發展來看待，堅守文學本身的深沉底色，而這也就使得路遙的作品經受住了時代和歷史的無情淘洗，具有了超越時空的永恒魅力。

在有關路遙人生和創作歷程的“第一手"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作者的身份和所處環境也為其提供了便利，使得其研究具備了全面而準確的基礎。作者認為就路遙研究而言，一直以來學界對其作品的意義闡釋較為突出，而對其本體研究相對薄弱，路遙“是什么"仍未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來自路遙自身對某些經歷避而不談所造成的模糊，另一方面則是眾多回憶文章中受到作者自身立場也會形成一定程度的事實偏離。所以他強調要進一步深化路遙研究，就要在路遙本體上做足文章，不斷發掘研究資料，還原歷史本真[6]。而史料的充分搜集和整理可以說是該著作的一大特色，這一方面源于作者本身同路遙的密切關系，像他在書中所強調的：“路遙是我的文學前輩，我是路遙的追隨者，我們都是延川人“ “一方面對路遙由童年到青年時代生活的具體環境非常熟悉，另一方面與路遙擁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許多事情能設身處地還原出來"[7]。且作者的外公對路遙多有幫助，所以他本身與路遙的交流比較密切、沒有隔閡，近距離乃至零距離的接觸使其筆下可以透露出許多不為人知的生動細節；另一方面工作的便利和路遙家人的認同也是其能夠獲得大量“第一手"資料進行路遙本體還原研究的重要條件。如路遙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路遙《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的創作發表過程以及以路遙為代表的“山花文藝"地域文化想象的形成和發展的內在秘密和經驗等，都為作者貼近、還原真實而完整的路遙本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幫助和推動。在此基礎上，也形成了作者關于路遙人生歷程“六個節點"的重要研究觀點。在我看來，這部分的研究內容不僅體現了作者的學術功底和歷史眼光，保證了內容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而且在重視路遙人生各個關鍵節點的介紹的同時不拒絕日常表現和逸聞瑣事，將感性與理性交織，以平實而又生動的筆調引領讀者，讓讀者在補充自己史料知識欠缺的同時，對歷史場域產生親臨其境的現場感，更好地去理解路遙人生和創作的整體風貌。

而有關于路遙與路遙作品，這本著作可以說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使命，即作者在為路遙當代文學史地位的正名與路遙人生及作品在當下社會所能帶給我們的意義和價值上做了不遺余力地傳播和推廣。作者在這本著作中輯佚了他近年來關于路遙的演講和對話，從路遙的文學人生及其作品的精神向度談起，通過對其人生歷程和創作的解讀和定位，考察了路遙成為一個作家的眾多偶然因素，也有眾多必然性因素，這一切都與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和生命體驗相聯結。具體來說，一方面作者從路遙人生歷程的”六個關鍵節點"切人，認為路遙是一位用整個生命打造自己文學世界的作家，是文學的“役夫"，更是陜北大地上誕生的文化英雄。其在文學創作中展現出的深邃的歷史意識、逆風而行的執著精神，既是個人魅力的彰顯，也與其擁有的陜北精神血脈不無關系[8]。另一方面則是從近年來飽受大家關注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談起，提出《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就在于他不僅展示了小人物不甘屈從于命運的不懈奮斗，更在于傳達出了一種溫暖的情懷。路遙在這本小說中將苦難轉化為一種前行的精神動力，提供了鼓舞人向上和向善的正能量[9]。但同時作者也注意到長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史"對路遙這樣一位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史述的空白和遮蔽現象，所以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成果來為路遙的文學史地位正名，讓《平凡的世界》這樣呈現中華民族精神、情感和靈魂的文學記憶的優秀作品進人當代文學史的重要位置。進人21世紀以來，我國的文學語境在不斷地產生變化，文學邊緣化的現象也值得我們深思。而在這種時代環境下，路遙精神及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也愈顯珍貴。在剝奪了作品本身的時代因素后，其中所包蘊的溫暖情懷與勵志功能勢必會產生超越時代的普遍性魅力。

在近些年意識形態及歷史原因等各種因素的制約下，學界對延安文藝的研究和重視程度相對薄弱，延安文藝的歷史成就及其影響始終沒有得到公正、客觀的研究和評估。而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這本著作在史料支撐和影響性考察的基礎上，回歸延安文藝本體研究，注重其”文化創造合力"的闡釋和當代性走向，既讓我們通過史料生動清晰地了解到延安時期陜北地區文學重要文學現象的發生發展過程以及其時文藝政策與作家創作態度的關系，又讓我們對延安文藝研究的當下價值和任務有了更深刻的認知。同時在對路遙及其作品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回歸歷史現場研究文學現象的產生和發展，還原了路遙本身及其文學、精神遺產的本真，也讓我們領略到了路遙在人生和創作歷程中那令人欽佩的真誠和難以置信的生命能量。雖然我們在當代文學史上還沒看到太多對路遙及其作品的認同和肯定，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越來越多學者的歷史與個體研究中，會探尋到仍然在歷史中被遮蔽的路遙本體和其所經歷的歷史時期的本真，使得路遙的價值和意義在當下不斷地被挖掘出來，重新彰顯路遙的風采。

參考文獻：

[1] 參見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 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2-3頁。

[3] 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1-12頁。

[4] 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37-138頁。

[5]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第二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頁。

[6] 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44頁。

[7] 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49頁。

[8] 厚夫：《路遙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2頁。

[9] 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210-211頁。

[10] 梁向陽：《重回歷史現場看文學現象一一延安文藝與路遙散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2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