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藏書的癖好，柳青一直是我重點收藏的對象，凡是與柳青有關的書——柳青寫的或研究柳青的，我 見了都買，沒有見過但是知道了的也會想方設法去買，買不到的就借來復印。近兩年來，我不斷地梳理柳青的資料，企圖能把柳青的每一天都還原出來，隨著時間的 推移，柳青的形象在我的腦海中逐漸清晰起來。看著柳青一生的足跡，我以為，可以把他這一生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16年至1938年5月，也就是柳青從出生到22歲這一年。這個階段，是柳青從童年、少年到青年的階段，他從一個孩子長 大成人。這一階段，他的人生履歷主要是求學，可注意的有三點：一是他從小病弱，落下了肺病的根，使他有了一個多愁多病的身體；二是他由學習英文愛上了文 學，種下了文學寫作的人生信念；三是由少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到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思想傾向在現代中國紛繁的思潮中趨于左翼。

　　第二個階段，從1938年5月到1952年5月，柳青從22歲到36歲。這個階段，柳青到延安參加革命工作，到山西抗日前線，到米脂下鄉， 到大連接管大眾書店，再回延安到米脂縣了解沙家店糧站有關工作和生活，再到北平(北京)，最后回到西安。此一階段，柳青一方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做著革命 工作，另一方面他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主要還是進行文學寫作，寫了一定數量的報告文學、散文和短篇小說，寫了長篇小說《種谷記》和《銅墻鐵壁》，積累了較 為深厚的文學創作經驗。此一階段可注意的也有三點：一是他雖然寫了一些報告文學、散文和短篇小說，但他重點還是寫長篇小說，從1945年到1951年，在 緊張的戰爭環境和革命工作中，他連續完成了兩部長篇小說，可以認為寫短章是他的練筆，寫長篇才是他的重心所在。二是他的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緊密關聯，他寫 的是正在發生的或剛剛發生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又是他親身經歷的或是親臨現場采訪、體驗的。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柳青已經明晰并形成了自己的創作模 式：寫與大時代緊密關聯的大作品；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將要描寫和表現的生活，面對面地觀察，親身體驗、感受；寫正在發生和正在發展著的生活。三是形成了要建 立一個長期的甚至是終生的生活根據地，一邊生活一邊創作的想法。依筆者所見和推測，啟示柳青有了這個想法的，一是他在米脂下鄉的經歷給了他豐厚的文學回 報，二是他在大連住在安適的二層洋樓上暢快寫作的親身感受，三是他1951年出訪蘇聯時參觀列夫·托爾斯泰故居，托氏住在鄉間莊園邊生活邊寫作的生活方 式，對他的觸動。

　　第三個階段，從1952年5月到1966年12月，從36歲到50歲，這是他在長安的14年，也是著名的被稱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寫 《創業史》的14年。這一個階段，他從北京回到西安，在西安周邊尋找棲身地，最后選定長安縣為生活和寫作的根據地。此一階段，柳青有兩點閃光被載入了當代 文學史：一是“深入生活”，這讓他被看成是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作家的楷模，一是寫成了反映中國農村正在進行的合作化運動的長篇 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第二部寫成了部分文字，成為“十七年文學”被人津津樂道的“三紅一創”(《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保林青山” (《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之一，是那個時代文學的代表作。

　　在長安的14年，柳青的角色意識非常明確或者說非常單純：他是一個作家。甚至，他終生都很明確，他是一個作家，他要當一個作家，而不是其 他。強調這一點乍一看像是廢話，其實不然。在長安縣在皇甫村，柳青第一不是當官來了，第二不是當農民來了，他就是一個“深入生活”以為創作的作家。 1952年9月30日，柳青剛到長安縣不久，就寫道：“我已經下了決心，長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寫作，和盡可能廣大的群眾與干部保持永久的聯系。”“我今后作 品的數量和質量，將表現我的決心是否被堅持了。”“長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寫作”“今后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云云，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這一點。柳青對中國作家 協會西安分會(最初是西北五省區的作家協會)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的位子看得都不是那么重要，以把主持工作的權力撂手放開為快，更不會把一個長安縣委的副書記 放在心上，他兼任長安縣委的副書記，是為了下去深入生活的便利，所以，一旦深入生活的一些問題得以解決，縣委副書記反而成了累贅，他很快就辭去了。柳青只 保留一個長安縣委委員的名義，那是為了查看文件(按規定，沒有相應的職務不能看相應的文件)和到各處深入調研的方便。當時的中共陜西省委在給長安縣委書記 的信中就很明確地表明了這一點：“考慮到柳青同志工作上的便利，決定保留其縣委委員名義，必要時參加縣委委員會議，聽取各項工作的匯報，定期到縣委看電報 和深入一部分可以到達的區、鄉了解情況。”為了寫作《創業史》，柳青確實是盡可能地深入廣大的群眾和干部之中，與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系，也具體地參與了一些 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實際工作，這樣做，是為了“入乎其內”，觀察，了解，研究，但他沒有忘記還要“出乎其外”，要有一個作家的獨立自主和高瞻遠矚，所以，他 曾經以一個青年作家深入農村生活，在一個生產隊當社員，結果忘了自己的本分，三年以后當成“五好社員”，結果“不僅寫不出好作品來，甚至于寫不出可以發表 的作品來”這個事例，引以為教訓，告誡作家深入生活不能忘記自己的根本。

　　第四個階段，從1966年12月至1978年6月22日去世，柳青從50歲到62歲，這一階段可以稱為柳青的晚年。這12年，是柳青從人間 到地獄、由死到生的12年。他作為一個名作家、“黑權威”經歷了“文革”的全過程和“四人幫”的覆滅。1970年從“牛棚”出來以后，他開始讀書，主要是 歷史書，包括中外歷史特別是中外現代史，在讀書中開始深刻反思。應該說，在柳青的晚年，在大起大落的命運折磨中，在“文革”的煉獄中，他的思想得以有了更 大的提升，提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在這一階段，他幾次試圖續寫《創業史》，但都因為主客觀原因未能真正實施，《創業史》第二部以殘稿在艱難中面世，后兩 部計劃更是付諸東流。盡管《創業史》這部作品未能如愿完成，但他作為一個深入生活的思想者和作家，他的思想達到了他那一代作家可能達到的高度和深度。他與 大女兒以及與友人在長夜中的談話，在自知來日無多的時日里遺言式的留言，留下了一個時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這是一份豐富的需要慢慢整理、更需要認真 研究的文學的與思想的遺產。這份遺產，將使柳青的形象以更為豐滿更為立體也更為復雜的姿態出現。

　　縱觀柳青一生四個階段，似乎可以用起、承、轉、合來概括。第一個階段，起，思想進步，愛上文學；第二個階段，承，走上革命道路，以文學為自 身工作。短篇小說集《地雷》和長篇小說《種谷記》《銅墻鐵壁》可以視為《創業史》的藝術準備；第三個階段，轉，結束東奔西走的生活，定居皇甫村中宮寺，一 邊深入當時的農村生活，一邊創作反映這個時期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以《創業史》成就作家自身；第四個階段，作家接受生活的洗禮，思想拓展，精神升華，完成 “大寫的人”。起、承、轉、合是柳青作為一個人、一個革命作家的自我完成過程，而伴隨其成長并促使其精神蛻變和完成的，是文學這顆種子。

　　(作者為陜西省作協文學創作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