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特定的文體，就是一種特定的視界、一種觀看世界的特定角度，就是感受世界的特定方式。所謂散文詩，就是以作“詩”的方式寫“散文”，就是寓“詩”于“散文”之中，就是“詩”成為“散文”中最明亮的那個部分。通常情況下，散文詩不僅要求詩的濃度和散文的散淡同時共存，還要求兩者必須以恰當的比例相互搭配。在散文詩人愛斐兒看來，這個世界雖然病得不輕，而且病因繁多，卻依然可以被直觀，能夠被有心人盡收眼底：“無人能從清潔的馬路與街燈討回野草與螢火，也不能從交易的骯臟和高墻之內，找回潔凈與良善。”(《深秋已至》)所謂直觀，不過是散文詩特有的視界或感受方式起著凹透鏡或凸透鏡的作用：面對病得不輕的世界，詩的濃度要求詩句認領的火氣必須怒目金剛、肌肉發達，散文的散淡既化解又包容了火氣，讓它處于表面上的風平浪靜之中，處于平和、達觀的句子之下，等待著在有眼力、有慧心的讀者心田中重新活過來。

　　作家與文體總是傾向于商量著成長，商量著前進，直到完成某個特定的文本：如意的或不那么如意的。一味放縱文體的本意，個人愿望或意志將失去力量，文體將漫無邊際地獨自滑行于無岸之涯；完全不顧、無視文體的本意，個人意志或愿望將一支獨大，大到能夠流放文體，文體將成為無岸之涯，最終將消失于無岸之涯。而兩者兼顧，才是“商量”一詞的正解，卻又稱不上妥協，或不必稱作難聽、刺耳的妥協。

　　雖然在散文詩內部，詩的濃度與散文的散淡有無數種配方，但只有特定的配方，才能和特定之人的心志相匹配。《野草》就是詩人與文體恰切商量后，留下的經典文本，光彩奪目，汪洋恣肆，格外令人感動。它情感飽滿，詩意濃郁，文本在氣質上直呈奇崛之勢，與號稱“投槍、匕首”的魯氏雜文判然有別。愛斐兒或自覺或不自覺地了解其間的奧秘，知道個人意愿和文體意愿之間恰切的修正比，才與詩人自身的氣質與意愿恰相對稱、兩相匹配，然后，才能以這種僅僅適合自身的比例、屬于自身的比例，去面對將待處理的主題與素材，或者干脆說：凡間塵世以及包納其間的一攬子事物。愛斐兒也許是僅憑直覺，就很幸運，也很準確地找到了個人氣質和散文詩之間的接觸點。憑借這個不可解釋的阿基米德點，愛斐兒坐擁了與有病的世界相周旋的能力、機會與勇氣。

　　面對有病的世界，愛斐兒以倒敘的姿勢，或以同義反復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心胸如何與散文詩在怎樣的幅度上進行怎樣的共振與共鳴：“我不愛傷懷，只是容易被感動。”(《水罐》)很顯然，這是一個優秀、飽滿、不乏冷靜與沉著的散文詩出發點；愛斐兒并非不知道凡間塵世的真相，而是即便面對真相，也易于被感動，傾向于寬恕真相，甚至不惜以德報怨：“一顆心的‘毒’已無人能解——那種超越百毒的感覺，如同一個人超越了恨。一邊過濾紅塵，一邊深深地愛著——這塵土之上此消彼長的事物。”(《見血封喉》)在愛斐兒的寫作處于相對成功的時刻，易于被感動的內心和散文詩(還有它內部的各組分)彼此商量著，將“以右翼煉金，以左翼打造純銀器皿”(《金銀花》)。巧合的是，很多年前，柏樺曾寫道：“左手也疲倦……”我也曾寫過：“用右手作惡，但保持左手的清潔。”當真是右手親近惡，而左手一心向善嗎？事情的真相僅僅是：猶如每個人都是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合體，凡間塵世也是亦善亦惡的合金，因此，每個人都必須在隱喻的意義上，擁有對應于塵世善惡的專有部位。柏樺的左手倦于抓不住的善，我的左手徒勞地冀望于原本不存在的清潔，兩者不但稱不上積極的態度，反倒暗含著頹廢、無奈和聽天由命，傾心于失敗，聽命于破罐破摔；相比之下，愛斐兒的態度才稱得上積極，她似乎更愿意“以月中玉桂研磨人世浮躁的病因”(《金銀花》)。

這是愛斐兒洞明人與文體間的關系后，明了何種樣態與性質的修正比適合自己的內心情懷后，才得以做出的文學抉擇；作為對文學抉擇的正確呼應，或為了恰到好處地對稱于文學抉擇，愛斐兒以百倍的耐心，同散文詩商量甚至討價還價、錙銖必較，最終，將諸多文本處理成“非處方用藥”(她有一本散文詩集叫《非處方用藥》)。面對有病但可以被直觀的世界，不需要夸張地引進CT和核磁共振，愛斐兒和她的散文詩就清楚地知道病在何處，甚至在某個輕而易舉的瞬間，就知道處方在何處，藥物在何處，煎制的方式是什么：“牽手連翹、薄荷與荊芥，用春水一盞，煎盛夏八分，加詩酒半盅，在水深火熱的生活中滾二三沸，熱服，解世間溫熱虛浮表癥。”“以芳香率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組成五味消毒飲，調制金花銀蕊的濟世藥汁，化孤獨癰疽、寂寞腫毒、謊言瘡癬。”(《金銀花》)或許，惟有個人意愿與作為文體的散文詩嚴絲合縫、榫卯相接之后，在已成的文本看來，療救塵世之疾才如此簡單，藥物才如此家常，煎制的方法才如此簡便易行。所謂非處方用藥，就是不需要醫生指導或遵照醫囑，從一決于良善之心的角度，每個人都能治療自己，也治療塵世；所謂非處方用藥，就是詩人和散文詩一道善意地相信：這個世界確實有病，但尚未病入膏肓，僅憑常用藥物就能痊愈。

　　看似柔弱的愛斐兒也令人欣喜地敢于動用帝王的口吻：“朕不要千軍萬馬，也不要人頭落地。男人去鑄劍為犁，牧馬，獵熊，疼愛妻兒；女人采桑養蠶，編織絲線，縫補更漏。不愿成為良相的人，就去做良醫，讓他們去鎮心定驚，清肝除翳，修補貧富間的仇隙，讓肉糜和素食不再代表某種階級。”(《珍珠》)因為散文詩與詩人意愿間的恰切關系，以及詩的濃度與散文的散淡按適當比例進行搭配，總理河山之“朕”的帝王口吻，反倒顯得溫柔敦厚，擁有揮之不去的綿長力道；“朕”居高臨下發出的指示或命令，仿佛在以善意的獨裁，確保凡間塵世的清潔與健康，配合或呼應了家常的連翹、薄荷、荊芥、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

　　在把更多的目光與心胸交付凡間塵世之后，愛斐兒將同樣的心胸與目光交付自身；她偶爾施愛于自己的時刻因此顯得溫馨，卻不自戀；看似自我撫摸，卻又是如此慷慨大方，令人心動和感動：“你不在的時候，我把自己抱得有多緊！”(《見血封喉》)在這里，沒有絲毫怨婦的神色和語調，雜于其間的，更多是對他者的強迫性理解，或者是強迫自己理解他者的緊迫性。這也是非處方用藥，只不過這一次的藥物用于自身，用于自身的脆弱，用于自身將落而未落的淚水，用于淚在眼角卻有笑意裝飾的臉龐，它歷經凡間塵世之刀槍劍戟，在不斷衰老，卻因非處方用藥而存美于滄桑。無論是碰巧，還是依靠出色的直覺，愛斐兒都算弄清了自己和散文詩之間血肉相連的親緣關系；而在她弄清自己、散文詩和塵世間的關系后，更愿意固執地相信，即便在有病的凡間，愛與深情依然是值得的，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或許，正是攜帶此等心性，愛斐兒對塵世的書寫，才是有效的，有力的；因此，看起來羞澀，實則飽滿、堅強的句子誕生于愛斐兒筆下，不應該視作偶然的事情：“我等在文字那端。/等不來被愛就去愛你。”(《可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