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這一文體的出現和形成，是以1992年出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為標志的。因此，文化散文的關鍵詞有三個：20世紀90年代、余秋雨、文化苦旅。

　　無論后來人們怎樣質疑或貶損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說他煽情、淪為文化消費品也好，說他不嚴謹、錯誤百出也好，說他虛偽、虛榮、投機也好，但有一個事實確鑿無疑：《文化苦旅》對中國散文文體的拓展和散文表達模式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其的質疑和模仿也許成為過眼云煙，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以及因之而誕生的“文化散文”這一概念，一定會進入文學的史冊。

　　如今，距離那場聲勢浩大的文化散文熱潮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在散文寫作波瀾不驚的今天，回眸那場熱潮，盤點繼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創作實績，重新審視文化散文，我們有了一個更為明晰和理性的認識。

　　文化散文不是一個大籮筐，不適合什么都往里邊裝。因為我們無論談論文化散文還是寫作文化散文，這一話題和文體的價值都基于兩點：一是題材與表達模式。文化散文是在歷史文化與散文之間找到了一塊交界地帶，用文學的形象和情感來喚醒沉睡的歷史文化，用歷史文化的精神維度來豐富散文的深度。二是寫作方式。文化散文強調行走，強調在場與現場感，強調用自己的腳印去追尋前人的腳印，用自己的呼吸感受前人的呼吸，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建立某種精神應答。所以說，將文化散文的邊界無限泛化會導致文化散文自身價值的泛化，文化是個大詞，我們更愿意從狹義的角度來定義文化散文，事實上，人們對文化散文的認識一直也是限于此。文化散文并不等于學者散文，寫文化散文的有學者也有非學者，學者寫的散文并非都是文化散文。這一點必需澄清。

　　文化散文是散文從審美趣味過渡到審智趣味之間的一座橋梁，當下散文變得知性、智性，抒情退到一旁，見識、經驗、知識成為散文的主打內容。文化散文至今仍有廣泛市場，甚至仍是普通讀者獲取歷史文化知識的主要渠道。二十多年前，余秋雨讓文化散文“紅”遍全中國，原因之一是余秋雨用“余式風格”(情緒充沛、表達文雅)為國人補上了“歷史文化”的課，人們突然發現那些僵硬的歷史文化，原來也可以如此生動、如此感染人，同時，人們也發現散文可以如此知性、如此厚重。文化散文一度作為“精神營養品”，老少皆宜，滋補了人們貧瘠的精神世界。到今天，文化散文仍有巨大的讀者市場，吸引讀者的還是那些形象生動、富有感染力的歷史文化知識，文化散文仍以其知性和感性的美妙結合成為人們獲取歷史文化知識的親切方式。

　　如今有多少人走在“文化散文”寫作的道路上，我們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目前所見的寫散文者，很大一部分人都有過創作文化散文的經歷。但是自余秋雨之后，又有多少人、多少作品脫穎而出，揚名文壇呢？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這些作品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夏堅勇的《淹沒的輝煌》、南帆的《辛亥年的槍聲》、曾紀鑫的《一個人能夠走多遠》、葛水平的《河水帶走兩岸》、祝勇的《鳳凰，草鞋下的故鄉》、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國史》、朱以撒的《古典幽夢》、任蒙的《反讀五千年》等等，這些都稱得上出色的文化散文集。不過，這些作品的影響力并沒有超越當年的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原因也很簡單，發現新大陸者比建設新大陸者名聲更遠，這就是開創、原創的力量。

　　大受寫作者青睞的文化散文，其作品數量汗牛充棟，其水平也有上、中、下品之分。上品者疼痛，能寫出對歷史文化的反思和對靈魂的拷問，從中透出某種現實性的疼痛感，文字優雅大氣、才華橫溢；中品者深刻，對歷史文化的追溯過程引人思索，敘述視野開闊，對某些歷史文化事件有自己獨到的分析和表達；下品者展示，把歷史文化變成故事的演繹、知識的展示，作者淪為“文抄公”、“說書人”，語言也缺乏感染力，歷史文化有了，文學沒了。反觀二十多年來文化散文的寫作實績，上品者不多，中品者有一些，下品者眾多。

　　文化散文從出現到熱潮再到逐漸歸于平靜，經歷了自己該經歷的命運，當年的新文體也成為舊文體了。任何一種文體都處于變化之中，任何一種文體都是開放的文體，文化散文也是如此，它終究會變成什么，只有時間才知道。

　　2014年3月，時隔22年之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重新出版，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刪補，新增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的篇幅，對舊有文字也作了適當修訂。舊版《文化苦旅》印了多少冊已無法統計，一些讀書的朋友表示，會買一本新版的《文化苦旅》來做紀念，畢竟這本書曾經開啟了一個新的散文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