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是“散文”嗎？一些面目怪異的散文不時登臺，令人驚疑相向。爭論的出現是遲早的事情。這一回爭論的焦點是散文的“邊界”——拋棄文體的邊界只能帶來混亂。這種主張的前提是，文學的綱紀倫常不容破壞。散文的純正血統遭到冒犯，清理門戶是不可避免的凈化措施。盡管我充分尊重維護文學生態的意愿，但是，這仍然是一個必須追問的節點：所謂的純正血統從何而來？

　　一

　　對于強調散文純正血統的主張來說，一份清晰的文學族譜通常是分門別類的前提：文學區分為詩、小說、戲劇、散文四大文類，每一文類之下又擁有若干次級文類，例如抒情詩、敘事詩，或者歷史小說、偵探小說、武俠小說，如此等等。從作家、文學刊物的編輯到眾多資深讀者，他們是一致認可這一份文學族譜的“想象共同體”。

　　有趣的是，這一份文學族譜并未得到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聲援。各個文類的座次排列毋寧說是現代文學教科書制作的一個脆弱的理論模型。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古代社會并不存在一個相對于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的“文學”概念。《論語》中“文學”一詞的涵義與現今作為獨立學科的“文學”相距甚遠。古人聲稱“文以載道”，這個命題之中的“文”不能簡單地翻譯為現代漢語之中的“文學”。因此，盡管古代擁有眾多的詩、詞、曲、傳奇、講史、筆記，但是，如下的圖景僅僅是一廂情愿的想象：一個眾所周知的文學定義事先被樹立為公認的標桿，四大文類根據這個標桿來到指定的位置報到。查閱姚鼐編選的《古文辭類纂》即可了解，歷史上曾經涌現過形形色色的文體，豐富而雜亂。這種狀況的原因當然不能形容為古代文人精力過剩。描述論辯、序跋、奏議等諸多文體的來龍去脈，姚鼐時常涉及造就文體的歷史語境。這種描述隱含的啟示是，層出不窮的文體不是來自某種觀念的事先設計。劉勰早已在《文心雕龍》之中提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歷史提供的文化氛圍才是這些文體的助產婆。

　　現今通行的“文學”觀念與20世紀初期的現代知識重組密切相關。這種重組不僅賦予“文學”和“literature”相近的涵義，并且大刀闊斧地將諸多文體整編于詩、小說、戲劇幾大文類之下。許多時候，這種整編包含了多種譜系的知識痛苦地相互磨合。將神話、講史、傳奇、筆記和“novel”“story”“fiction”“romance”“tale”這些文體共同塞入“小說”的稱謂，彼此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可想而知。然而，刪繁就簡之后的標準化知識乃是現代教育的要求。上世紀20年代開始，學院流行的《文學概論》教材——通常出自西方作者之手——主張的即是現今的“文學”觀念，這種“文學”的帳下擁有詩、小說、戲劇幾員大將。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相當多的《文學概論》僅設詩、小說、戲劇，散文闕如。中國古代批評家那里，“散文”通常與駢文乃至韻文對舉，并非特指某種文類。英語世界亦未將散文作為文類單列。五四時期散文的興盛與個性解放、抒發性靈密切相關，周作人對于這個文類的奠定產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孫紹振教授評述過這一段文學史情節，我沒有必要繁瑣地重復。我的企圖是，根據這些文學史情節引申出兩個結論：首先，散文的純正血統僅有短暫的歷史，批評家甚至無法借助歷史的聲望作為捍衛純正血統的依據；其次，歷史可以匯聚造就一種文類的能量，當然也可以匯聚瓦解乃至破壞一種文類的能量。

　　二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許多批評家主張散文不得放棄“邊界”。即使古代散文不存在一個穩定的散文文類，現代散文也到了建章立制的時候。

　　如何劃定散文的“邊界”？批評家見仁見智，遠未取得共識。我從爭論的文章之中讀到一些熟悉的觀點，諸如散文不是實用性文體，而是自我表達；散文是審美的，必須顯現個人的靈魂，流露真情，如此等等。盡管作者態度堅決，義正詞嚴，但是，我并未獲得足夠的啟示。這些標準過于寬泛因而無法有效地排除詩乃至小說。在我看來，這些觀點更像是“好散文”的形容。“何謂散文”與“何謂好散文”顯然是兩個性質相異的問題。

　　當然，這種挑剔不能證明，我的口袋里藏有一份正確的答案。必須承認，我對這個問題缺乏足夠的興趣。我不止一次地表示，散文的“邊界”可以撤除。換言之，詩、小說、戲劇之外均可成為散文。事實上，這即是我認定散文疆域的參照坐標——相對于詩、小說、戲劇，散文具有哪些獨有的特征？

　　散文與戲劇的舞臺表演存在顯眼的差異，二者的領地涇渭分明。在《巨大的文體空間》一文中，我著重考察的是散文與詩、小說乃至論文的區別。詩的節奏、押韻及鏗鏘語調具有嚴飭的形式感，詩的凝練、跳躍保持了崇高的風格，詩的修辭穿行于瑰麗的神話意象和龐大的象征系統——這一切無不展現出摒棄世俗的美學高度；散文的表征不僅是流水般的敘述話語，而且，這種敘述話語松弛、從容，直面瑣碎卑微的日子，充滿日常的煙火氣息。相異的注視范圍、焦點及情調風格劃出了二者的分界。

　　當然，煙火氣息同時構成了小說的顯著特征。因此，散文與小說時常面目相近，甚至不分伯仲。考察二者之間的區別，許多人聚焦于“虛構”：散文必須紀實，小說允許虛構。某些散文似乎出現了破戒的跡象，然而，這種企圖遭到了嚴厲的譴責——批評家不憚于與謊言相提并論。這或許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疑問：為什么小說擁有虛構的特權而散文不得染指？誰規定了如此不平等的條約？在我看來，與其說小說占有了虛構之利而將笨拙的紀實扔給了散文，不如考慮二者的分疆而治帶來了什么。小說必須有償使用虛構，小說通常以傳奇性、戲劇性和誘人的懸念回報虛構——虛構首要意義即是以想象打破庸�，F實的平淡與乏味。相反，散文不屑于虛構，散文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機與妙趣，內心的起伏取代了情節的跌宕。所以，小說的驚心動魄更多地召喚滿腔熱血的年輕人，安詳的老人多半傾心于散文。

　　至少在目前，愈來愈多的散文展現了智慧和思想。這是促使我區分散文與論文的原因。我的結論是，散文的智慧和思想具有強烈的個性，它們的獨特程度比公眾的接受程度更為重要；論文追求的是共同認可的思想高地，論證的每一步驟必須吻合公眾遵循的邏輯程序。

　　與某些批評家的觀點不同，我并未將所謂的“實用性”作為散文驅逐異己的標志。中國文學史上，許多“實用性”的公文成為散文名作。日記、信札、演說乃至一張請假條都可能成為一篇散文，沒有必然的理由否定這種假設。

　　不言而喻，這些粗糙的概括忽略了許多例外，這猶如放棄細節的精雕細琢換取基本輪廓的浮現。僅僅列舉詩、小說、戲劇、論文幾個有限的參照標識，散文的“邊界”勘察遠未精確。盡管如此，我沒有興趣進一步詳細描述。王若虛的《文辨》曾經對于文體發表了一個睿智的觀點：“定體則無，大體須有。”“大體”意味了方向，“定體”可能演變為陳陳相因的束縛。當然，“大體”同時表明，各種文體規范并非僵硬的教條。必要的時候，文學必須有勇氣破門而出。

　　三

　　現在可以面對這個問題了：如何評價文類的突破行為？

　　對于初涉文學的作者說來，文類猶如寫作必須遵循的交通規則。思接千載也罷，視通萬里也罷，文學的敘述、修辭必須行駛于規定的線路之上。文類不僅是作家處理經驗的范式，同時控制了讀者的閱讀期待。如果一部小說沒有任何懸念，一首詩拖泥帶水如同街頭閑聊，讀者的通常反應是——你想說什么？許多時候，“不像小說”或者“不像詩”的評價即是一種徹底的否決。

　　然而，對于許多資深的作家來說，文類或許會演變為惱人的枷鎖。當種種文類的成規開始嚴重窒息作家的內心時，他們必然謀求突破。文學史提供的許多例子證明，突破文類的成規可能帶來文學的革命性飛躍。詩從四言、五言、七言至詞、曲的出現，中國小說史上《金瓶梅》《紅樓夢》和魯迅的《狂人日記》無不制造了意義深遠的轉折。這些成功包含了對既定文類的修正和改革。

　　尊重文類的權威，理解歷史賦予各種成規的美學功能；破除文類的拘禁，意識到各種成規的美學功能與歷史的要求產生了深刻的矛盾——按照《文心雕龍》的術語，“通”與“變”的辯證轉換顯然有助于考慮散文的“邊界”。至少在目前，許多人心目中的散文范本來自《古文觀止》、五四時期的“美文”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楊朔式散文的綜合體。迄今為止，這種范本的魅力遠未終結。然而，如果這種范本被奉為散文“邊界”的唯一解釋，那么，過于狹窄的通道不得不重新設計。

　　我的某些散文之所以游離于這種范本，顯然由于現代生活的沖擊。除了秋風、明月、江湖、青峰、桃花、黃葉、古樹、清泉等古典美學意象，我們的周圍出現了大量前所未有的事物。從會議、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到槍支、火車、網絡寬帶、大數據，以及各類繁多的機器，這些事物不僅劇烈地改造公眾的觀念和感覺方式，而且有力地搖撼沿襲已久的散文表述。這時，另行啟動一套筆墨幾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可以大聲疾呼，壯懷激烈，也可以玄思妙想，細語獨白，可以諧趣幽默，也可以悲憤尖銳，如此寬闊的音域必然要甩下單調刻板的演唱技巧。這是散文的“邊界”持續遭受挑戰的主要理由。當然，挑戰通常會遇到抵抗。對于那些面目怪異的散文，某些批評家憤怒地拒絕稱之為“散文”。在我看來，這不是多么嚴重的事情。重要的是說出了什么，而不是贏得“散文”的桂冠。古人反對“為文造情”而力倡“為情造文”；出于相似的考慮，我挪用這個表述并且稍作修改——爭論“何謂散文”，我主張“為文造名”而不是“為名造文”。

　　(作者為福建省社科院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