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汪曾祺那樣生活

     很多歌消失了。

    汪曾祺在《徙》的開頭寫道。

    很多人也消失了。

    十年前，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也消失了。

    他的歌聲依然在文壇回蕩，他的文字永遠不會消失。

    很多人喜歡汪曾祺，甚至是瘋狂地喜歡。汪曾祺像一陣清風在中國文壇刮過，讓人眼前一亮，哦，小說可以這樣寫？現在的年輕人體會不到當初我們讀到汪曾祺的那種新奇、興奮和不安。

    我第一次讀汪曾祺小說的時候，是在文革期間，我小學畢業。暑假在外婆家，從四舅的抽屜里翻到了一本舊的《人民文學》，上面有一篇小說叫《王全》，很耐看，也覺得有點怪，印象極深。但并不知道作者，直到后來看到《汪曾祺小說選》時，才恍然大悟。很多人都是因為讀了《受戒》、《大淖記事》才慢慢了解汪曾祺的，我則是讀了《異秉》之后就對汪曾祺感興趣的。我看了的第一感覺像是解放前的人寫的，與我父輩的生活極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小說的功力力透紙背。等讀到《受戒》、《大淖記事》之后，就更加激動了。不僅因為他寫的是家鄉的生活，而是因為他把解放前的生活也寫得那么美。

    孫犁也是寫生活美的高手，但他寫的都是勞動人民，且都與抗戰有關。汪曾祺寫的都是市井，與抗戰無關。最讓我震驚的是他在《大淖記事》里寫互通情報巧云被劉號長奸污之后，居然沒有《白毛女》里那種憤怒和反抗。“巧云破了身子，她沒有淌眼淚，更沒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總有這么一遭。”我原先腦子里的階級斗爭觀念一下子被擊穿了。劉號長與巧云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巧云居然沒有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后為錫匠們還是游行反抗了)，還有她貞潔觀呢？《大淖記事》沒有搬用階級斗爭的觀念和道德的觀念來寫小說，這在80年代初還是需要勇氣的。當然，老先生沒有想那么多，他只是讓小說寫得更生活化一些。

    我讀汪曾祺的小說，經常產生這樣的念頭，哦，原來生活是這樣的，原來日常生活也這么美好。因為景慕汪曾祺的小說，一段時間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說出來。心想，什么時候能見老先生一面多好。1983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最想見的人便是汪曾祺，便查地圖找到北京京劇院，我倒了好幾趟車，終于找到了京劇院。我以為京劇院也像我們的機關一樣正常上班了，可找了半天，才撞到一個人，他說汪曾祺在七樓編劇室上班，我欣喜若狂，我爬上七樓，可整個樓層一個人也沒有，我又到六樓、五樓、四樓，沒有一個人上班。就像今天那些追星族，我在京劇院空等了半天。

    1981年秋，闊別家鄉40年的汪曾祺回鄉了，當時我的女朋友打電話告訴我，你崇拜的汪曾祺來做學術報告。我便從百里之外的興化坐了四五個小時的輪船，再轉汽車趕到了高郵。這一折騰，從早晨六點到高郵百花書場，已是下午兩點半了，我匆匆進入會場，還好，報告還未開始。不一會，汪曾祺來了，我遠遠覺得他滿面紅光，精神勁十足，他滔滔不絕地講了三個小時，談自己的小說，也談魯迅，談沈從文、孫犁，談契訶夫、艾略特、舒婷。他談興濃烈，只是天色已晚，意猶未盡。他談的不是文學外部的東西，而都是關于藝術本體、內部結構方面的見解，尤其是他對文學語言的闡釋頗為深刻。當時一些人在談論文學以外的內容時往往津津有味，頭頭是道，可一進入藝術內部結構只是泛泛而過，而汪曾祺卻能游刃有余，深諳三味。二十出頭的我第一次見到這么優秀的作家，也是第一次聽到如此的文學真經，我仿佛站在高山之巔，領略到無限風光。從百花書場里出來，我覺得自己有些微醺，被陳年老釀灌的。到現在，他說的那些話，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能夠走上文學評論的道路，也因為是與汪曾祺的不解之緣。1982年，我們看到《北京文學》上汪曾祺的短篇小說《鑒賞家》，愛不釋手，后來我和同學費振鐘、陸曉聲合寫一篇萬字評論，比小說還要長，后來索性擴展開去，寫成了《論汪曾祺短篇小說的藝術風格》一文，投給當時的《文學評論》，沒想到這家權威的刊物居然準備錄用，我們有些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文學評論》太大了，也太難發文章了。迄今為止，《文學評論》依然是評論界權威的刊物之一。自那開始，我就一發而不可收，在文學評論的道路上，一直走到現在。

    汪曾祺不僅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也影響了我的生活觀。因為老鄉的緣故，也因為研究他作品的緣，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我發現了他不僅是在小說中審美，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則生活的，可以說，他的生活完全是審美化了的。比如，他喜歡下廚，且做得一手美妙的家常菜，他是有名的美食家，他認為那也是在做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