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論者指出:散文是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語言藝術。意思是說，文學在整體上固然可統稱為語言的藝術，只是一旦進入具體的表達和建構，不同的文學體裁所面臨的語言環境，以及其語言所占據的分量和所承擔的任務，仍有明顯的不同。其中散文不像小說那樣有情節可做支撐，也不像詩歌那樣有韻律能當護佑，更不像戲劇那樣須憑借矛盾沖突來取勝；它只能致力于語言本體的差遣和打造，只能依靠語言特有的魅力來強化自身并感染讀者。換句話說，語言是散文自立于文學世界的唯一依托和武器。應當承認，這樣的觀點是符合創作和文體實際的，它敏銳而準確地道出了語言之于散文的特殊的重要性。
    那么，如此重要的散文語言是怎樣一種語言？它應當具有哪些關鍵的、本質的審美要素？坦率地說，這是一個回答起來既容易、又不容易的問題。之所以說它容易，是因為在這方面，以往的學者和作家曾留下過不少的論述，諸如:散文的語言要生動鮮活，富有感性，努力營造陌生化的審美效果；要講究辭采，注重詩意，潛心追求敘述的音樂性和旋律感；要清新自然，返璞歸真，遠離雕琢與斧鑿，等等。它們均可以拿來權作塞責。而之所以又要說它不容易，則是鑒于以上這些說法，雖然并非郢書燕說，不著邊際，但是，它們卻在相當程度上混淆了散文語言與一般文學語言的區別和界限，即:它們對散文語言所提出的要求，大都沒有超出文學語言的普遍特點和一般范疇，它們強調的散文語言所應有的藝術品質和審美元素，基本上是小說、戲劇乃至詩歌等文學語言所共有和共求的，而并不屬于散文自己。這使得我們今天要真正揭示散文語言的個性和本質，還必須再做進一步的辨析與歸納。具體來說，就是要踏入文學的縱深地帶，將散文語言與同屬文學語言的小說、詩歌、戲劇語言放在一起，加以比較與鑒別，由此勾勒和凸顯前者的審美特質。
    在文學天地里，詩歌近乎于精神舞蹈，這決定了它的語言除了遵循文學語言的一般規律之外，更多擁有意象、隱喻、通感、變形之類的技術化特征，同時呈現出整體的跳躍性和韻律感，這與散文語言常見的“漫步”和“絮語”狀態，形成了一目了然的差異。戲劇因系“摹狀”藝術，所以，它的語言主要是“為人捉刀”——在凸現角色性格的同時推進作品的情節與沖突，這同散文語言本質上的“夫子自道”，亦有明顯區別。而在直觀的語言表述層面，真正同散文構成交織與糾纏的是小說，這不僅是指按照西方的文學劃分，小說和散文均屬于敘事文學的大范疇，它們在大的語言功能方面一脈相通；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兩種文學樣式所使用的一些語言手段，如描寫和敘述以及其相應的修辭倫理，常常具有較高的相似性和互換性，以致使不同文學樣式之問的語言個性，一時難以清晰和確切起來。然而，即使如此，在我看來，散文語言和小說語言畢竟是兩回事，它們的差異和不同依舊是可以分辨的。而進行這種分辨的入口就在于:無論小說和散文有多少外在的相似與相近，它們各自的文本世界終究承載著不同的藝術使命。具體來說，小說大抵是一種再現性藝術，它的要義是盡可能生動、也盡可能深刻地講述一段客觀的、屬于他人的故事，雖然其中并不缺少有關人物內心深處的發掘；而散文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表現性藝術，其宗旨在于通過筆觸的內窺，傳達作家主觀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盡管其中也每見心靈折映的大千世界。如果我們認同以上分析，而又愿意沿著這樣的思路再作推進，那么，厘清小說和散文的語言疆界，進而揭示后者的審美特質便成為可能。
    首先，小說因為要再現客觀的社會場景和人物命運，所以，其語言必須是宏觀著眼，大處落墨，追求一種整體的、畫卷式的敘事效果。也就是說，要超越具體的、微觀的語言把握，而把營造生動的故事情節和塑造豐滿的人物形象，作為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任務。小說語言只要做到這一點，那么即使出現某些局部的生澀或粗糙，也不過是白璧微瑕而又瑕不掩瑜，最終無傷大雅。相比之下，散文是作家心靈與人格的外化，這種性質和使命反映到語言上，雖然并不排斥整體的形象性和畫面感，但它同時必然更講究微觀的精致性和細節的完美感，即要求語言在遣詞、造句、組建句群和調度段落的層面，具有較高的準確性、豐富性和耐讀性，否則，便難以真正貼近作家的生命，更無法深切傳達作家復雜而微妙的內心世界。
    其次，小說因為需要再現人物和故事，所以它的語言必須追求栩栩如生的畫面感、視覺性，必須有利于把讀者帶入可感可觸的藝術情景。從這一意義講，小說語言應當是建立在形象思維基礎之上的感性表達。而散文則以展現作家的內宇宙為旨歸，這便要求它的語言只能同作家的內宇宙一樣，保持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感性因子和理性因子的整合與統一——就此點而言，把散文寫作簡單地歸入形象思維和感性抒發，顯然并不準確。而從散文創作和閱讀的實際情況來看，大量的、真正優秀的作品，往往是融思想、情感、學識于一體，集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