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

一

　　多年前，我應《美文》雜志之約，在該刊開設了一年談散文的評論專欄，帶有研究的意味。可是，在寫作此專欄文章的過程中，我卻常常感到無話可說，大約散文真不是可供研究和評說的文體。散文，多半都是自由散漫的文字，如泰戈爾所比喻的，散文像漲大的潮水，淹沒了沼澤兩岸，一片散漫；用汪曾祺的話說，散文則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這些都表明，散文在許多時候是拒絕闡釋的；面對散文，我們所需要的，也許更多的是重新做一個讀者——一個有閑心的讀者，一個不以闡釋代替閱讀樂趣的讀者。相比于小說和詩歌，散文的技術特征更少，經營的跡象也并不突出，更需要用心才能體悟。
　　散文在中國，先前雖為一切文體之源泉，但發展到今天，它在文體上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散文無類，散文也無界。這種沒有邊際的自由，一方面為散文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把散文推向了尷尬的境地——它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準確定位了。臺灣的散文理論家鄭明娳女士說，“現代散文經常處身于一種殘留的文類”，“散文本身便永遠缺乏自己獨立的文類特色，而成為殘余的文類。在地位上，現代散文反而成為一直居于包容各種體裁的次要文類。”（《現代散文類型論·序》）這點，我是深表贊同的。盡管“殘留的文類”、“次要文類”之說，多少有點令人喪氣，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就著文體本身的變化和革新而言，散文是這幾十年來所有文類中最無所作為的。小說、詩歌和戲劇，這三十年來都發生了巨大的文體變化和藝術革新，惟獨散文，總是生活在回望之中——現代散文的成就似乎成了散文界無法逾越的藝術高峰，散文一切的創造空間，在二十世紀似乎都被魯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語堂、梁實秋等人所窮盡了。當代散文還能做什么？當代散文如何獲得自己獨立的文體意義？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很長一段時間來，散文所依賴的話語制度，似乎從來就沒有變化過，也沒有前進過。這對于小說或詩歌寫作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你很難想象，一個現代作家，還能以巴爾扎克的方式寫出杰出的小說，或者以莎士比亞的方式寫出優秀的詩歌或戲劇來，但散文似乎不同，它的經典寫法從無大的改變。所以，一直以來，小說、詩歌界的革命熱潮風起云涌，惟獨散文界一直巋然不動。以現當代文學的比較為例，經過這三十年的文學革命，當代小說界也許還沒有產生像魯迅、張愛玲、老舍或沈從文這樣的大家，但就文體、結構、形式、視角等敘事藝術而言，卻要比現代小說豐富得多，嶄新得多；比起現代詩歌，當代詩歌的變化和成就則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當代散文呢，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遠遠落后于現代散文的成就。盡管多年來，散文界要求變革的聲音也有不少，但收效甚微。難道散文就不曾面臨從“寫什么”到“怎么寫”的困惑？或者知道有這個問題，卻沒人能夠在根本上獲得關于散文的新的藝術啟示？——總之，散文面臨著藝術上的停頓，是一個不容回避的辛酸現實。基于此，我以為，香港學者梁錫華先生在《多角鏡下的散文》一文中所說的散文踏入二十一世紀中期以后“會衰退，甚至會消亡”，也并非危言聳聽之論。據梁錫華考證，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后，西方散文已日呈衰落之勢，“即使馳譽世界數百年的英國散文，也難逃此劫”。估計中國也不會例外。盡管梁錫華先生所認定的關于散文即將面臨衰落的原因都極為牽強而外在（諸如人們“改投科技懷抱”、“語文運用的范圍相應縮窄”，缺乏“有耐心的耳朵”等），但他對散文總體趨勢的判斷，還是頗有道理的，畢竟，直到今天，散文也未能向我們顯露出可以在變化中前進的可能——藝術上的停頓，總是一種文體衰敗的先聲。
　　也有人不同意這個觀點，但他提不出更有希望的事實。散文的陳舊境遇，多年來并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惟一的變化，或許就是那些外在的散文繁榮，不經意地為一些人制造了散文日益興盛的幻覺。都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中國文學界有了持續多年的散文熱，這確實是一種客觀現象，但這種散文熱里，真正屬于散文變革方面的成就到底有多少？照我看，更多的不過是時代造就的散文的虛假繁榮而已，留存下來的有價值的探索并不多。朱光潛先生很早前就說過，散文可分為三等，“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語，其次是向一個人說話，再其次是向許多人說話。”（《論小品文》）而張愛玲卻說，散文是讀者的鄰居——這些，說的都是散文應面對個人，應把姿態放得很低，否則，散文可能就失去了它本該有的話語品質。而現在，一講到散文的變革，就把題材越寫越大，字數越寫越長，比如，有些散文作者，只要一寫歷史題材，就端著一個架勢，用史料把文章搞得密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