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其矯：

　　中國傳統的散文，從司馬遷、歐陽修到徐霞客，都是行走的散文。中國現代的散文，五十年代的四家：楊朔、秦牧、劉白羽、郭風，也大都是行走的散文，其中秦牧加進了智識，郭風注入了鄉土，劉白羽是抒情，楊朔是議論。到了改革開放年代，散文有了變化，出現余秋雨，從《文化苦旅》到《行者無疆》，也全部是行走的散文，又加進了大文化，發展了司馬遷的歷史、徐霞客的地理，可稱之謂“文化散文”。五十年代的散文是抒情詩人的散文。改革開放年代的散文是學者的散文。范圍擴大了，也深入了。何為把小說筆法引入散文。北北的散文從鄉土進一步邁向小說。看來，散文是變動的。

　　南　帆：分類與自由

　　我想提到一個意味深長的往事：開始喜好一批散文的時候，我并沒有強烈地意識到“散文”這個概念。我的散文閱讀止于適意隨緣。不再扮演批評家或者文學史觀察者的角色，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照顧自己的興趣和嗜好。一張有趣的便條不妨連續讀三遍，另一篇名家之作卻可能因為枯燥而棄置不顧。這是個人的權利。由于這個緣故，我對于“散文”家族內部的種種亞分類心不在焉。雜文，小品，隨筆，語焉不詳的“美文”，還有“文學散文”，這些類別之間的細微差異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況且，這些分類時常缺乏一個共同的理論平面和嚴格的邏輯體系。疊床架屋之論比比皆是。

　　這是不是有些不負責任？――一些理論家正在為上述分類爭執得面紅耳赤。他們都持有文類純粹化的傾向。他們心目中，不同的文類乃是不可逾越的區域，這仿佛是一種天經地義的秩序。如果不小心把小品歸入雜文之列，那就如同不可饒恕的文學亂倫。然而，我覺得種種分類系統均是人為的產物。分類的依據和原則隱含了人們的認識意圖。如果分辨一些家具是桌子還是椅子，這意味了人們企圖了解這些家具的功能；如果試圖了解制作這些家具的材料或者制作方式，那么，人們就會按照木制品、藤制品、塑料制品或者手工制作、機器制作劃分類別，如此等等。一旦發現“文化散文”或者“學者散文”這些術語，人們就可以判斷，批評家關注的焦點大約是素材和作者的社會身份。總之，人們沒有必要機械地鎖死文類。我不想詳盡地繪制雜文、小品、隨筆、美文或者文學散文之間的邊界，因為這種文學地圖說明不了這個問題：某些散文為什么富有魅力。人們無法證明小品一定比隨筆生動，或者雜文的確不如美文。《莊子》曾經傾倒了古往今來的許多讀者。然而，誰又能夠把這部汪洋恣肆、變幻無端的著作塞入“雜文”或者“小品”這些稱謂之中？不少人肯定已經意識到：對于某些作品說來，分配到哪一個文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的精神標高。的確，散文的魅力是我唯一關心的問題，或者說，我的分類就是兩項：有魅力的散文和缺少乏魅力散文。這時，我甚至不憚于被稱之為趣味主義者。

　　或許有必要承認，我對于散文內部亞分類的漠視包含了更為深刻的原因。分類以及類別的命名意味了某些特征的固定、普適化，并且被賦予純粹的品質。這是規范的誕生，也是劃地為牢的開始。類別本身成為一種權威，一種鑒別的關隘，同時也是一種拘禁。“不倫不類”被視為一個貶義的評語。某些既非雜文、亦非小品文或者美文的作品失去了文類的庇護而無所藏身。我曾經對于“隨筆”之稱由衷地喜愛。按照字面涵義，“隨筆”理應是一種沒有限制的寫作；然而，現今的批評家似乎也在處心積慮地為“隨筆”制訂各種文體條款。這些亞分類的定型表明，“散文”這個概念正在分解為一系列細化乃至量化的指標體系。這是理論的凱旋嗎？

　　其實，任何一篇心血之作都包含了獨異的動機、意圖、主題，并且渴求獨異的表意方式。某些時候，刻意的、僵硬的文類軀殼可能強行抑制了種種奇思妙想。詩或者韻文，小說，戲劇，理論論文俱已分疆而治。這些大型文類不僅是一種表意方式的組織，一種視域的規引，一種特定的時空感覺；同時，這種組織和規引也理所當然地付出了代價。簡言之，這些文類如此嚴飭，以至于無法收容種種散兵游勇式的素材，例如一種情趣，一些精采的理念，一個巧妙的發現，或者三言兩語，或者洋洋萬言。我的設想之中，散文即是這些散兵游勇的駐地。許多時候，散文甚至不在乎是否中規中矩的文學。文學史保存的一批散文名篇當初并不是有意地以文學的面目出現，例如檄文，奏章，書信，日記，如此等等。總之，無拘無束是散文的獨特性格。我曾經表示，我僅僅對散文的兩個特征深為興趣：第一，散文是不可定義的――除了詩、小說、戲劇，余下的均是散文；第二，散文具有一種反文類的傾向，散文時常隱蔽地解構了既定的文類。因此，“水”是散文的巧妙比擬。水無定型，文無定法。這一切無不指向散文的基本精神――掙脫文類的規約而縱橫自如。

　　我為什么轉身介入了散文的寫作？我所傾心的即是散文的自由。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僅僅熱衷于同論文打交道。論點，論據，論證，邏輯，概念，范疇，歸納或者推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