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講一講我自己在寫作過程當中和這個未知結構之間的一個體會。大家知道我這個人是比較多元的人，我曾經講過這句話，我說：我把我已經想明白的問題交給課堂，因為我是個教授；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問題交給我的學術，因為我還寫很多學術著作；我把我永遠想不明白的問題交給我的散文，我有這個分工。我把已經想明白的問題交給課堂，課堂上你對學生主要還是講你想明白的問題，這和我們今天的演講還不太一樣，我要告訴他們已經有結論的問題。

　　我們在座的大概也有很多是教師，想明白交給課堂。有可能想明白，但是現在還沒有想明白，那我交給學術。學術，大家知道這個論據最后還有一段還叫結論，我通過我的努力以后，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不一定正確，大家可以爭論，這是學術。對于有些想不明白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它很重要，又覺得這些問題帶動了我的感情，我還是想不明白，感情帶進去了，我交給散文，我覺得只有這樣的角落，才可能把散文寫好，就是和藝術創作有關了。所以我的散文當中有一些散文不好看的原因，就是這個問題我其實已經想明白了，那這下散文就不好看了，有一點想不明白的東西，又牽動感情，這個散文就比較的好一點。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寫第一篇散文的時候的感覺，我原來搞學術，出了好多學術著作，什么時候觸動我寫第一篇散文呢？大家看我的《文化苦旅》就知道，第一篇就是叫《道士塔》。就是敦煌，大家想想看，那么多敦煌的文物，被斯坦因他們都拿走了，出現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出現在法國的巴黎，甚至出現在東京的博物館里。敦煌很多很多的東西都沒有了，很多東西都沒有了。

　　站在那兒，當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我作為一個中國的年輕的學者，我覺得非常困惑，或者說非常兩難。因為兩個東西都在那兒，因為我知道我們國家兵荒馬亂，如果他們不帶走的話，這些東西可能也沒有了，因為這些敦煌壁畫的洞窟里邊，可能看到了很多燒了煙，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兒，在里邊亂寫。如果這個東西沒有拿走可能也沒了，因為兵荒馬亂，他們好多敦煌的經卷，敦煌的洞，發現以后那些經卷運到北京來，路上這個拿一把，那個拿一把，席子裹著。損失都很大，這個我們知道可能也就沒了。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館，當時得到保存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好不容易發現了一百年前，發現了這些東西，都拿走了，拿走了我們祖先了給我們的東西，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里呢？就是我們在敦煌發現的同時，我們又發現了甲骨文，甲骨文并沒有讓外國人來研究，就靠我們的學者憑著甲骨文我們研究出了一個很清楚的商代。也就是說中國人還是有研究水平的。我們還有能力保存它的，但是兵荒馬亂太嚴重，在那么遙遠的敦煌，保存可能又很小，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里面困惑了，大家理解我這個困惑嗎？我不知道該不該拿走，我是個世界公民，我不認為當一個強盜，我如果他是帝國主義強盜，我這篇就寫不好了，因為這很簡單，帝國主義強盜拿走了我們的文物，我們一定要把它拿回來，這個文章就寫不好了，因為我這里面有未知結構，沒有兩難結構了，大家理解我這個意思吧，沒有兩難。如果說我另外一個結論，應該拿走，這個財富是全人類的財富，拿走做全人類的保存多好，我這篇文章也寫不好了，因為我心里沒有兩難，拿走就好了。現在好多青年學者說應該拿走，但是我的心中不是這樣，我既不認為他們簡單是強盜，他們也是學者，他們不是強盜，但是我同時又不認為他們應該拿走，當我兩難的時候，我當時突然出現一個圖像，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話，我如果知道這個事情的話，我在沙漠上會攔住他們的車隊，我會和他們辯論，這是我們祖先的遺產，你們如果好是心的話，有沒有可能幫幫忙運到北京，我們那兒有好多學者，和他們辯論。

　　但是當時也有好多東西運過來了，路上丟失那么多，北京也沒有很好的保存機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又矛盾，如果真把這個車攔下來了，他真交給我了，這是當時幻想了，我把它拉到哪里去？我拉不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把他們放在哪里，攔下來的車隊我讓他放在沙漠里，我一個人只能蹲在沙漠里，大哭一場。我產生這個感覺的時候，我覺得一篇好的散文出來了，因為兩難出現了，大家理解我這個寫出的感覺嗎？我覺得我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場的時候，我覺得是一篇散文，我散文寫作的開端，就是這樣來的，而不是一般的寫作。所以我一看到中學生的好多寫作簡單就是這樣，他們是帝國主義強盜，中國水深火熱，他們還趁火打劫，這個不是一篇好散文，文章也可以，不是一篇好散文，倒過來應該拿走，人類共同財富，我們為什么要保存它？好，這也可以，但是不算一篇好文章，因為它不牽動人的感情，它沒法出現兩難所造成的一種均勢，就是均勢。現在世界越來越開放了，覺得我們現在能夠把巴黎和倫敦保存的敦煌的文物。我們都拍過來，我們的學者研究得很好，心理很平衡了吧，是心理可能平衡一點，因為我們可以讀解它，也可以擁有它。

　　但是我這次到了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