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諾貝爾文學獎的公正性、權威性一向受到輿論的質疑與責難，盡管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的名單里，確實遺漏了原本不應當遺漏的托爾斯泰、易卜生等世界級的大師、文豪，但是，如果我們還保持著審美評價所需要的心態的客觀和目光的清醒，那么就應該承認：就整體而言，諾貝爾文學獎畢竟不失為20世紀最重要的文學——文化現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及其絕大多數作品，還是基本上代表了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文學的發展脈絡和藝術高度。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談論一些文學現象和創作問題，完全可以把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與作品，當成一種背景，一種參照，甚至一種坐標。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進入相關的藝術文本，來看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如何寫散文，就中獲得某些啟示與借鑒，便不僅順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

      首先，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散文，常常從宏闊而高遠的心靈視野出發，以深沉的憂患意識，感應時代風云，思索歷史走向，關注普遍意義上的人性狀態和人類命運，追求大向度、大命題之下的精神自省與道義承擔，努力服務于整體的社會文明的進步與發展。請讀讀斯坦貝克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地隨筆》吧。該著有對法西斯戰爭罪行的無情揭露，有對盟軍士兵戰場情形的真實描述，但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它透過戰場的硝煙，發出了嚴厲而痛切的呼喊：過度的軍備和驕奢，將使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序》是一曲英雄交響的開場白。它直面人生的痛苦與世事的艱難，并因此而全力謳歌那些“為了善而受苦的偉大的心靈”，這時，堅強而純潔的貝多芬，便成了受難者的支撐和榜樣，同時也成了人類戰勝苦難的強大的精神力量。當然，這并不是說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散文作品只有精英取向，而無世俗情懷。事實上，它們也常常表達作家日常的生活經驗和感性的生命形態，只是即使在進行這類表達時，作家亦往往賦予一個大的背景或一種深的血脈。用大江健三郎的話說：“我在文學上最基本的風格，就是從個人的具體性出發，力圖將它們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接起來�！标P于這點，人們讀聶魯達《歸來的溫馨》、馬哈福茲《人生絮語》、帕斯《窗外的景致》等作品，均不難有所領悟。

      其次，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散文在展開文學言說時，常常映現出堅實的文化支點和豐厚的學識底蘊，它們作為“水面”之下的“冰山”，托舉起作品獨特的審美視角與藝術空間，也賦予了作品相應的社會重量和人性深度，使其具有了恒久的思想價值與人類意義。譬如，羅素是20世紀英國著名的哲學家，他以哲人的目光和心靈，寫出了《論老之將至》、《我為何而生》、《愛在人生中的位置》等文，其看似尋常的話題，卻形成了令現代人醍醐灌頂的力量。邱吉爾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中絕無僅有的政治家，他無論是做戰爭動員抑或是談繪畫藝術，都保持著政治家的高邁、睿智和激情，正是這些素質使得他的散文無愧于世界文學名著。帕斯的散文集《孤獨的迷宮》備受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青睞，但這部作品與其說是文學的，不如說是社會學的。他有關墨西哥歷史與現實的種種剖析和描繪，除了藝術美感之外，更貽人以民族的認知和人類的思考。

      第三，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散文，文體斑駁、形式多樣，內中除了通常所說的敘事性、哲理性和抒情性散文外，還包括了演講、對話、隨筆、箴言、書信、日記、特寫、傳記、報告、回憶錄等書寫樣式。這似乎告訴人們：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有著相當開放和自由的散文觀念，他們在創作散文時，并不怎么在意散文應當是什么樣子，而是更注重從內容傳達的需要出發，去選擇和營造最恰當、最合適的散文文體。而在具體的散文文本的建構過程中，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也不特別講究所謂技巧手法，而是更崇尚和追求一種無處不在的文學性，即將自己特有的思想、性情、智慧、學識，自然而然地轉化為靈動超然的藝術敘述。這時，通篇作品作為散文，或許缺乏“形”的規范，但卻分明具備了“神”的特質——種美的感染力和征服力。顯然是因為這一點，一些更接近經世致用的作品如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福克納的《在卡洛琳·巴爾大媽葬禮上的演說》、艾略特的《〈尤利西斯〉：秩序與神話》、庫切的《何謂古典》等，才理所當然地進入了文學的殿堂。毫無疑問，這為一直在討論散文的本質與疆界的國內文壇，提供了“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本文作者系《海燕》文學月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