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藍：這兩天讀完《祝勇文化筆記》已出版的四本，即：《北方——奔跑的大陸》《江南——不沉之舟》《鳳凰——草鞋下的故鄉》和《舊宮殿——未曾消失的隱痛》，這些作品與你前些時候出版的作品一樣，彰顯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文化品格。請談談你在動筆之初，是如何為“祝勇文化筆記”定位的？

　　祝勇：在動筆寫這些作品的時候，我并沒有過多地考慮定位問題，但是，大致有一個出發點，那就是民間視角和批判精神。其實，我這些年的寫作，無論是對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的反思，還是對民間文化資源的整理，都基于此。實際上，這兩點是相輔相成的。民間文化傳統與精英知識分子傳統一樣，是我們民族文化傳統的寶貴資源，過去我們對于知識分子傳統關注較多，比如老莊、王陽明，而對民間文化傳統關注不夠。民間可以成為知識分子的思想庫，而且可以成為我們思想的搖籃，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站在民間的立場上發言的，只有從民間視角出發，才可能真正具有批判精神。

　　現在從事歷史文化題材寫作的人比較多，有些人很樂于成為此類題材的壟斷者。但從事寫作的人都知道，題材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寫什么，而是怎樣去寫，根據什么立場去寫。有些歷史文化散文的寫家，雖然關注的是歷史文化傳統，但他們并不真正具有民間立場，更沒有批判精神，他們是思想上的懶漢，充其量只是歷史知識的二道販子，他們去當歷史教師可能比當作家更合適。這是我在寫作中需要極力回避的，我筆下的題材，有的已經有人寫過，有的編輯因此懷疑我是否有再寫的必要，這覺得這很荒唐，我肯定有我自己的評斷尺度，我不相信有什么人能夠跟我寫的一樣。

　　蔣藍：目前，有不少作家將自己的視角轉移到人文地理領域，打破了以往的“地理話語”那種單調、沉悶的敘述格局，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審美模式。你如何看待目前流行的這類旅行記、人文考察筆記？

　　祝勇：這類作品大抵分為兩種，一種是旅行者、暴走族所記錄的旅行筆記，它們大多傳達出作者對于某種生活方式的渴望，而文學價值并不很大；另一種是知識分子的田野筆記。對于前者，我不想多說，而只想評論后者。知識分子進行田野調查，是五四以后從西方學界引入的一種學術傳統，像我們所熟悉的費孝通、梁思成、晏陽初等，都曾進行過大量的田野調查，這些田野調查，成為他們進行學術活動的重要基礎，在當代，也有許多知識分子把田野調查作為他們學術研究的前提，比如葛兆光在寫《中國思想史》的時候，就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知識分子，包括作家，走出書齋，走向民間，不僅有益于他們的寫作，而且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使他們的作品更加能夠與歷史和民眾的血脈連接。我這些年走的地方很多，民間文化資源使我具有強烈的寫作沖動，我感覺有寫不完的東西，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沉靜下來，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至于這些作品的價值，我想現在不必急于判斷，過些年，價值自然會顯露出來。我曾經主編過一套《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叢書，是一百多年前西方來華的記者、外交官、傳教士撰寫的觀察中國的田野筆記，今天看來，價值十分巨大，它們的寫法、觀察問題的角度，與中國人截然不同。它們為我們提供了與官方正史完全不同的歷史另類版本。

　　當代進行這些寫作的作家很多，我喜歡的有云南的于堅、山西的張銳鋒等，盡管知道他們的讀者不多，但我相信他們的作品的價值不會被掩埋在時間的塵埃中。

　　蔣藍：很顯然，僅僅依靠散文的力量不足以呈現大地的立體形態。你在這幾本著作里，融合了多種文化資源，你如何看待這種“互文性寫作

　　祝勇：所謂互文性寫作，就是在一部作品中動用多種寫法，比如小說、散文、學術等等，或者說，我在寫作的時候，已經不考慮文體的界限，只要有利于表達，什么工具都可以動用。比如我寫《舊宮殿》，是描述紫禁城的歷史，通過解讀建筑來解讀權力的暴力色彩，通過解讀硬件來解讀軟件，透過金碧輝煌的宮殿，揭示皇權系統中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動筆之前，我預感這樣大的涵蓋面，沒有一種文體能夠勝任，所以，我進行了一種寫作實驗，多種文體兼用，這實際上是一種寫作冒險。

　　結果還好，2003年完成以后，我把作品給了《花城》，《花城》的主編很有魄力，不僅全文發表，而且放在頭條位置上。這個位置通常只發表長篇或者中篇小說。有意思的是，當年的幾種文學選本都選了《舊宮殿》，但是很難歸類，小說、散文的年選都選了，上海的程培德先生就把它收入他主編的《2003年最具影響力中篇小說》中

　　蔣藍：在你的敘述言路中，我注意到你總是設法使靜態的歷史、地緣資料“活”起來，大幅度地描繪了你置身文化景觀當中的思考。我記得你說過：“對于一個漂泊者來說，心有所系終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哪怕它只是一間殘破的老屋，或者一只古舊的渡船。不論它是存在于記憶里還是想象中，也不論它在別人的眼中是怎樣簡陋，對于游子來說，那便是他心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