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20世紀中國散文研究

王兆勝

　　與20世紀中國的小說、詩歌和戲劇相比，散文就像一只丑小鴨，它遠遠沒有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甚至有時還備受冷落和歧視，以至于一部20世紀中國散文研究史成了七零八落、混亂模糊的歷史。如果說，過去我們被歷史裹挾著，還無暇也難以認真和理性地思考，那么，進入新的世紀，當我們與研究對象拉開距離，對20世紀中國散文研究的梳理、反思就成為一項十分必要的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評價以往的散文以至于文學歷史，才能為新世紀的散文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也才能對散文創作的真正發展和繁榮提供一個歷史的和理論的參照。

一

　　雖然說過去一個世紀的散文研究很不樂觀，但它畢竟走過了近百年的曲折路程，經由了各式各樣的風風雨雨，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個自足體，一個有著自己演進路徑的歷史。回顧這段歷史，有助于較好地把握散文研究的變化規律及其動向，也有助于從中獲得新的啟迪。大致說來，20世紀中國散文研究經歷了三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是指1915到1934年的產生發展期。

　　就如同中國現代新文學的萌生可追溯得更早一樣，產生發展期的散文研究之產生也有一個過程。最直接的醞釀可能要從梁啟超開始。在世紀之初，梁啟超就在《中國散文里所表現的感情》和《清代學術概論》中注重“散文”探討，并針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散文創作，又結合對中國傳統散文的分析，提出了“新文體”的概念。在這里，作者提出了思想解放和筆鋒常帶感情兩個主要見解。作者是這樣表述的：“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是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沿著這一思路，陳獨秀、胡適和劉半農等人也開始注意散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等文都強調散文的思想革命性質。另外，胡適還提出“白話散文”這一概念，其內涵主要是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話和時代的話。值得提及的是劉半農“文學的散文”概念的提出，他說：“所謂散文，亦文學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這是他繼陳獨秀和胡適強調思想革命后，第一次提出散文的“文學性”問題。

　　到五四時期以及以后的20年代，隨著散文創作的進一步發展，散文研究逐漸活躍起來，成就也越來越突出，而對散文的認識亦更加細致、明確和深入了。此時，最值得肯定的是關于“美文”概念的提出和對它的進一步探討。早在1921年周作人就通過《美文》提出“美文”概念，他認為：這種美文是藝術化的，是注重敘事和抒情的，同一切文學作品一樣，要起初簡明，寫自己的思想。很顯然，周作人有感于五四前后的散文過于注重社會、政治批評，而少了文學性和藝術性，才提出這一糾偏的設想，這與劉半農“文學的散文”觀有某些內在的因緣。在這篇對20世紀中國散文發展具有宣言和示范意義的文章中，周作人還對前途充滿信心，他說：“我希望大家卷土重來，給新文學開辟一塊新的土地來，豈不好么？”在周作人的倡導下，美文創作確實出現了一番新的景象，比較突出的美文作家除了周作人，還有俞平伯等人。對此，胡適于1922年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他說：“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五十年中國之文學》）在這里，胡適是將周作人等人的“美文”換成了“小品散文”。1923年王統照寫了《純散文》一文，倡導文學散文，強調散文的文學性。（王統照：《純散文》，《晨報·文學旬刊》1923年6月21日）1926年，胡夢華寫了一篇《絮語散文》，這是在周作人《美文》基礎上散文研究的一次新突破。在這篇研究文章里胡夢華對絮語散文的概念、內涵、特征等方面都做了比較系統的闡述和說明。如作者說：“這種散文不是長篇闊論的邏輯的或理解的文章，乃是家常絮語，用清逸冷雋的筆法所寫出來的零碎感想文章”，“它乃如家常絮語和顏悅色的嘮嘮叨叨說著”。這與魯迅翻譯介紹西方的Essay精神旨趣是一致的。胡夢華進一步指出：“我們大概可以相信絮語散文是一種不同凡響的美的文學。它是散文中的散文。”（胡夢華：《絮語散文》，《小說月報》第17卷第3號，1926年3月10日）很顯然，胡夢華的散文研究更強調審美性，作者將文學性和藝術性放在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

　　《語絲》刊物的創辦是值得注意的，它具有橋梁的作用：既是五四散文的一個集結，又是30年代散文的一個開端。最早認識到《語絲》獨特性的是孫伏園，他寫過《〈語絲〉的文體》一文，提出《語絲》刊物上發表的散文具有文體的一致性。后來，周作人和林語堂先后做出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