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先生與學者散文

■王充閭

    黃裳先生兼作家、學者、記者于一身，他的建樹是多方面的；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史上的散文大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其卓著。先生出生于1919年，從年齡來看，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應該算是小字輩；但是，就其獨立不羈的精神，腹笥豐厚、博古通今的學養，以及傳統文人雅士所獨具的那份情調、趣味，那種大家風范、名士風流、才子情懷，又應該被視為“五四”一輩學人。

    他在散文創作中是得大自在者。多年以前，唐弢先生就稱贊他“實在是一個文體家”。這從他的幾百萬字的散文著作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證。中外文學史告訴我們，凡是有成就的文學批評家首先都是文體理論家；而在不斷地實現突破與超越的散文大家來說，必然也是一位文體作家。古人對此是極為重視的，產生于公元五世紀末、六世紀初的文學理論專著《文心雕龍》，就以大量篇幅對文體問題作了系統的論述。

    依我理解，所謂“文體意識”，是指作家、讀者在創作與欣賞過程中、在長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對于不同文體模式的一種自覺理解、獨特感受和熟練的心理把握。體現在具體創作中，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一種系統性的“文學工程”。黃裳先生的《錦帆集》、《珠還記幸》、《舊戲新談》、《筆禍史談叢》、《榆下說書》、《銀魚集》等等，這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文體是長期積淀的產物，它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歷史和現實的統一，穩定和不穩定的統一——它相對穩定，實際上是不斷變化的。正如黃裳先生自己說的：“回顧過去寫作的經歷，一個明顯的特征是風格的善變。”在論及《舊戲新談》時，他說：“筆調更是縱橫馳驟，逸出了規范。寫時真能感到一種任情揮灑之樂”。“任情揮灑”一語真是特別恰當。這使我想到學者李輝對黃裳先生的評論：“顯然，文體對于他并不一定是必須考慮的前提，更不是限制手腳的束縛。在這方面，他相當放松，顯得瀟灑自如。”任情揮灑，瀟灑自如，正是熟練把握、爐火純青的標志。

    我們這一代人，由于多方面的局限，即使年齡也不小了，終竟無法同他比并。“夫子之墻數仞”，不要說對等交流，就是作出客觀判斷，也常常覺得“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我在這里只能說說個人向他學寫散文的體會。

    先生是寫作文化散文的高手，又是開路先鋒。“文化散文”的提法未必確切，為了表述方便，姑且這么說吧。大體上講，其文體特征，應是文化蘊涵豐富，能夠把哲思、史眼、詩性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書卷氣、藝術美與思想鋒芒相互融合。如果這一看法得到認定，那么，我說，文化散文實質上就是學者散文。作為一種文體正式提出來，確是為時不久；但其出現并非始于今日。起碼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題未定草》等，用黃裳先生的話說，“是學者散文的典范作品”。到了黃裳先生筆下，就成批地、集束地出現了，包括結集于1945年、1947年的《錦帆集》、《錦帆集外》和1980年、1981年、1983年的《花步集》、《金陵雜記》、《晚春的行旅》等許多散文作品，都可以說是今天定義的文化散文或學者散文。

    1980年，黃裳先生在散文集《山川·歷史·人物》的后記中說：

    我還時時不能忘記過去，經常會感到“歷史的重載”的沉重分量。……不論怎樣美妙的自然景物，如果離開了人類的活動，也將是沒有生命的。我好像從來就不曾讀到過純粹的寫景文，用照相機拍下的風景畫片那樣的東西，在文字中是并不存在的。也許這是我的一種可笑的偏見。看畫時愛讀題跋，游園時留心匾對。面對湖山，也總是時時記著一些趕也趕不開的歷史人物與故事。美麗河山，不只是對自然面貌的客觀描述，其中也包含了對世世代代在這里勞動、生息、歌唱的人民的熱情的贊頌。

    正由于這類散文的文化蘊涵主要以歷史事件和人物行藏為載體，所以也有稱之為歷史文化散文的，似也言之成理。

    其實，文史融合的傳統在我國古代文化長河中是源遠流長的。上乘史學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學作品；而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諸子都是出色當行的作家，但同時又多是夠格的史家。所謂“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三國時劉劭語)。文與史的自覺分家，表現為文重辭而史重事，大約是在兩漢以后。南朝著名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門設了《史傳》一篇來講歷史散文，從文章的角度對歷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其中有這樣的話：“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于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物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翻譯成現在的語言，就是：《左傳》記事，附在《春秋》經后面，跟經文交錯，文辭簡約，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