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魅力與困境

傅查新昌

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學魅力

在中國西部，一直存在著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學魅力。

西部這片土地，作為一批批作家詩人充盈生命內部的自然品質，作為闡釋人類生存活動的飛跨形式和廣闊的寫作空間，無私地賦予靈感這個既柔順又暴力的尺度。一批批作家詩人的特殊視角，好斗的挑戰姿態，在一種對文化身份認同造成的壓力，以及對緊張狀態的調解之后，隨著極度無意識狀態下的深入思考，經歷了一場認知能力的提升，審美經驗的積累的復雜過程，并從不同層面介入文化中心的權力話語，逐漸形成多元格局和個體性話語的書寫策略。

就當代而言，多少不敢自敗于筆耕的西部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以不同的個人體悟、經驗、情懷和態度，挺進中心話語和各種話語的矛盾交織處，直面被文化體制掩蓋下的話語霸權和身份排斥，重新審視物質時代與文化表征的互動。在文化身份認同的激烈競爭中，有些人一舉成名，成為一方文化霸主；有的盲目而溫順地滿懷世俗心態的書寫焦慮，急功近利地在文學道上苦苦掙扎；有的長年累月處在無名狀態，在求解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中，拋棄本土文化特有的精神品質，任意放逐自我，走向價值平面的意義滑動，觀念錯位的困境，最終成為心靈流亡者，成為狂妄自大的寫作瘋子，成為喪失人格的精神侏儒。對這種嚴峻的不祥后果，人們應當姑息遷就。然而，怎樣對當代西部文學的魅力與困境，進行一次公正的審美判斷與學術闡釋，怎樣揭示西部作家詩人所體現出來的文化精神的內在變異，怎樣透視一批批作家成功背后的迷惘狀態，對于批評界來說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課題。

用現代性的審美眼光，反觀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過去，卻不無令人驚喜之處，不同時代涌現出了不同層次的作家群。二十多年前，以楊牧、周濤、章德溢、昌耀、林染為代表的“邊塞詩”，像一陣強勁的西北風，震撼了中國大地每一個文化角落，他們懷著高昂的愛國激情，選擇了狂熱時代的抒情形象，并為這特殊時代的選擇，付出了熱情錯位和嚴重表征危機的代價。“邊塞詩”是在地域性、民族性和國家意識的過分強調中，表露出其詩情膨脹、詩意空洞和文字游戲的特殊意義。一個把謊言作為生存條件的時代過去后，這批善良的抒情詩人經不起現代性的挑戰，在主導話語嚴密網絡的總體控制之下，集體喪失了對個體獨特性的思想更新與精神維護，最終成了被新歷史語境反諷的枯枝敗葉。但是，在“邊塞詩”疲憊尊容的背后，路遙、陳忠實、張賢亮和賈平凹這幾個典型人物的小說，在中國是最領風騷的，給讀者和社會帶來巨大的震撼，成了說不盡的議論焦點，百看不厭的文化景觀，甚至把一些作品視為頹廢的結果，沒有進行公正的審美界定。

無論如何，正當中國人懷疑一切文化現象的時候，現代化已變成世界惟一的未來之路，市場競爭、目標焦慮和技術瘋狂，成了這個時代的全部文化表征，而文學仿佛變成了荒原上的最后一棵小白楊，成了作家詩人們用來裝點道貌岸然的外表而已。在多元價值觀激烈對峙的特殊時期，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使道德存在了沉重的審美意味；陳忠實的《白鹿原》以其宏大敘述的思想魅力，大膽表達了深切的價值關懷和人性探索；賈平凹的《廢都》使精神品質成為當代人生存需求的奢侈品，以其頹廢道德、煸情伎倆、語言浮腫和思想干癟，暴得大名并引起廣泛爭論之后，成了一部通俗文學的經典小說；周濤以從詩歌到散文的轉達場寫作，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舉成為西部散文的佼佼者和領軍人物。然而，在同一個文化層面上，詩在最純潔的偽詩道德異彩中日益貶值，一些具有欺騙意志的西部詩人，以及那些個悟出什么的鐵碗人物，開始以輕淺謔浪的文字游戲，替代了昔日那種自認為崇高的價值關懷。在一種冷漠的隔世心態中，伊沙用隨意捏把的至尊意象，以本真意識和頹廢情懷，寫出了那首著名的詩《餓死詩人》——這是破天荒的文化大事件。從此，詩人成為惱怒的多余人和麻木的局外人，詩人的詩學立場和詩藝探索，從生存焦慮向文字游戲轉位，生命的創作激情，成了世紀末文化的一個玩世不恭的遺夢。

在后現代的沖擊中，使當代西部作家詩人在產生思想震撼的同時，為了把心靈鴻溝變為生存坦途，在受施者般顫抖中開始了明顯的創作轉向，因為他們越來越清楚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喜歡或接受，反感或拒絕，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跨越國家和科學界限的文化現象，已經無可避免地引起目光銳利的西部作家詩人的思考。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西部作家詩人的創作確乎完成了三大轉向：敘述與結構的轉向（從陳忠實的《白鹿原》式的宏大敘述，到寇揮的《想象一個部落的湮滅》式的世俗關懷）；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轉向（從賈平凹的《廢都》式的時尚著述，到唐卡的《你是我的歸宿》式的姿態表演）；身份認同與創作目的轉向（從周濤式的詩歌創作向散文和小說的轉場寫作）。這種話語轉型、價值觀轉向和轉場寫作，用今日的審美眼光來看，在總體上既有積極的價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