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如果愛和死的主題消失，文學又將怎樣？

作家、學者談新媒體時代的文學創作

2017年05月30日  中華讀書報 夏琪

不論你是否愿意，科技的戰馬已在人類領地肆無忌憚地馳騁，圍棋、足球，乃至詩歌……那么，新媒體的到來對于文學的沖擊又是怎樣？在由江蘇省作家協會、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省文化投資管理集團、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共同主辦的第三屆中國當代文學·南京論壇上，全國各地的知名學者和作家共同探討了這一話題。

新媒體帶著濃厚的狂歡闖入文學陣營

廈門城市學院人文與藝術系教授陳仲義注意到，十年前中國網絡上大概出現十個軟件，可提供一百多個詩歌創作的模式。這個概念意味著什么？陳仲義認真地計算了一下，高峰時段，每小時可以產生12.37首詩歌。詩歌質量怎么樣呢？陳仲義認為，軟件的能力已達到很高的程度，某種意義上說機器人寫的詩歌可能達到亂真的程度。經過測試，有31%的評委認為機器人寫的詩，是真正的詩人寫的。目前，機器人與真人寫作的競賽仍在繼續。陳仲義最近又接到主辦方邀請，希望他再次擔任機器人和詩人寫作的評委，他謝絕了。去年才出現和機器人下圍棋的對弈，沒有幾個月就變成詩人和機器人的比拼，五年后會出現什么情況呢？

他想，也許教大學計算機的博士后會擁有計算機和詩人的雙重身份，或者他可以組織一個詩歌研發隊伍，做一個非常高智能的寫詩的機器人，免費提供給全國所有的用戶。假設這樣的作詩軟件進入我們的生活，成為客廳里的除塵器，或者床頭的鬧鐘，隨便一個按紐，一首詩就出來了。這樣的新媒體帶著濃厚的狂歡和游戲性進入我們的世界，是一場災難，還是一場福音？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羅振亞透露的信息更加令人震驚。

前幾年獵戶（網名）發明了一個自動寫詩軟件，把不同的名詞、動詞、形容詞按一定的邏輯組合在一塊，平均每小時寫出417首詩，不到一個月就寫了25萬首詩，且不說速度如何驚人，產品已經不能稱之為真正的詩歌。從網絡詩歌當中，讀者根本感覺不到靈魂的深度和藝術的魅力，詩歌不但沒法整合語言和經驗之間的關系，含蓄凝練的寫法也越來越淡化。羅振亞指出，網絡確實藏龍臥虎，也藏污納詬，魚龍混雜，經常拔出蘿卜帶出泥，一些好詩被帶出來的同時，一些垃圾詩也魚目混珠，段子鋪天蓋地，狂歡游戲的傾向非常明顯。

以屏幕文化為特征的網絡詩歌差不多撐起了當下詩壇的半壁江山，并且早就超越了小打小鬧的零散階段，網絡詩刊、微信平臺此起彼伏。這種江湖對廟堂的取代，使原來約定俗成的寫作秩序和規范宣告無效，助長詩歌大面積增長，改變了寫作者的思維和形態。在網絡虛擬世界里，人人都可以卸下職業的面具，加入詩歌寫作的陣營，隱身恣意狂歡，從兩個向度上刺激了詩人的個性，詩歌成了傳播迅速的一次性的消費流行藝術。

有人說網絡給詩歌帶來革命性的變化，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虛擬的互聯網詩歌當中，人人都可以寫作，不但心理上消除了詩歌的神秘感，新媒體寫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界限也被消除，讀者的介入使得詩人和讀者可以直接互動交流，甚至左右文本的修改完善方案，真正達成作品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一體化，賦予詩歌一種生長的活力。加上文本鏈接和新技術支持帶來的聲像、圖文并茂，新媒體詩壇人聲鼎沸，也同時確立了詩壇主流媒體、民間刊物和網絡寫作互補的生態格局。然而網絡上興起的詩歌在韻律、語感等方面也令很多專業詩人汗顏。

“一個時代的詩歌是不是繁榮，要看有沒有相對穩定的偶像和天才代表，如果80年代還有海子等詩人勝出，90年代有一些中堅力量，那么網絡詩歌中能夠家喻戶曉的好詩還沒有出現。”羅振亞說，打開一些詩歌網絡、微信平臺，自吹自擂和互相謾罵、無事生非、傳播小道消息的比比皆是，事件大于文本的事實本身就是詩壇最大的悲哀，恐怕也是詩歌圈外人詬病當下詩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對網絡詩歌要學會甄別，要保持必要的警醒。

新媒體出現將導致文學權威瓦解

在今天海量媒體信息的時代，要對文學、社會、周圍的環境作出一個整體性的判斷越來越困難。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揚說：“做批評、做文學研究的人，要想對一年當中的作家作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隨著新媒體的出現，原有的文學權威開始瓦解，文學期刊、文學出版等權威機構，開始被所謂的權威的文學網站所替代。現在從文學的覆蓋面來看，網站、微信的覆蓋面，實際上是遠遠超過紙質閱讀的覆蓋面。”

楊揚指出，基于現實的考慮，新媒體取代傳統紙媒的趨勢是極有可能的。但是在目前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新媒體和紙媒相互之間存在著一種互融性，相互汲取力量，相互依存。非常典型的案例是，新媒體上的文學英雄，放下身段進入紙質媒體，甚至像茅盾文學獎這樣比較傳統的文學評價機構，對網絡文學也采取一種開放的姿態。一批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留下影響的作家，實際上是在期刊與傳統文學交匯過程中逐漸形成新的寫作方式和新的評價方式。同樣的道理，在21世紀的文學演變、演化過程當中，將會形成一種新的文體，既不是現在所謂網絡新媒體上的流行文體，也不同于原有的書面寫作。

某種因素上，正是新媒體構成新世紀中國文學轉型的一個驅動性力量。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何言宏認為，新媒體出現后迅速發展，不斷產生體制性的訴求，進而形成了自己的體制性結構，并且以其強大的影響力促使文學的獨立體制做出相應調整，在文學評獎、作協會員吸納、制度安排等方面不斷地擴容，與時俱進，使得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體制逐漸轉型，而新媒體文化也產生了復雜的甚至是戲劇性的緊張關系，影響了新世紀以來文學的基本特征和演變。

新媒體文學本質的影響令人擔憂

有一次，作家韓少功手邊有一本唐詩宋詞的選本，他稍微翻了一下，發現該選本中70%左右的主題都是懷遠，懷念遠方的情人、親戚、家人、戰場……都是遠方，而現在的遠方因為新技術工具的出現，變成另外的情況，懷遠的主題70%左右要迅速減弱，長相思、長相戀會被改變。過去知識產生更多是從實踐中間獲得的，正如一句老話：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嗎？那你就親自嘗一口。現在屏幕面前長大的一代，大量的宅男宅女面對著電腦或手機，一個移動終端，好像知道天下所有事情，乃至哪一個明星昨天離婚、今天打架，都可以瞬間知道。很多人和世界的聯系變得越來越弱，我們和工人、農民的現場越來越遠，卻好像是無所不知的，其實這個“無所不知”有很大的疑問，也有很大的危機。

新媒體對整個社會文化，對讀者大眾精神的關聯，以及對文學的影響究竟如何？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賀仲明舉了個例子。

他說，手機的廣泛應用在很大程度上，讓社會大眾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多改變；情感距離的縮短，導致我們對情感的體驗發生很大變化；就像登山索道的出現，使我們失去了爬山的體驗。手機、網絡等新型媒體的出現，使我們生命中很多感受都喪失了。詩詞里描述的相思、分別的艱難減少了，如果失去這些內涵，文學很多本質的東西會受到根本性的影響。

到底是去迎合、適應時代的潮流，還是堅持自己的擔當，逆時代潮流而行，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賀仲明認為，網絡時代高速信息化，使我們社會大眾的思想情感逐漸走向膚淺化，實際上人的價值、人的意義和精神的追求不會缺少，正因為如此，文學反而凸顯其價值。必須要有自己獨特的堅持，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很多作家逐漸迎合這個潮流，時間長了，文學的消亡、被網絡和影視藝術所取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因為新媒體的出現，文學也需要有一些突破或者調整。人越來越個體化，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離，生活范圍越來越狹窄。這種情況下，文學應該提供一種更加豐富、多樣的寫作。很多作家創作一直在呼喚個人化。寫自我是必要的，但如果都是寫孤獨，寫自我，寫狹隘的世界，文學價值和意義能否充分體現出來，賀仲明對此表示懷疑。他認為，網絡時代消除了距離和陌生感，但是從創作來說，更應該從中國傳統文化歷史中尋找到內在的關聯。

迎合還是堅持以及暗中希望的時代

韓少功認為，新媒體的發展及技術革命速度之快，令人應接不暇，對文學的傳播方式、文學的表現形式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但是首先關注的是新的技術革命對人本身的影響，因為人是文學的主體，如果人和人的生活本身開始發生變化，文學隨之而來的變化可想而知。比方說，以前人和人的空間距離是比較清晰的，遠或近都有常規性的理解和處理。但是現在因為新的通信工具，很遠的人可以變成我們的近鄰；而身邊的鄰居或者同事，甚至可以老死不相往來。

知識的生產機制和積累機制已經在發生變化，如何消化新媒體、新技術給我們帶來的重大沖擊，需要引起大家思考。更令韓少功感到憂心忡忡的是，現在已經有很多報道，嬰兒工廠、基因公司出現了，將來可以嬰兒定制，可以實現最好的基因配置。到了那個時候，連父母都不需要了，孩子可以批量產生，文學崩潰的那一天要到來了。

“原來文學永恒的主題是愛和死，既然嬰兒不需要父母了，還需要愛情嗎？還需要生殖器官嗎？這些都會退化掉，那么愛從何談起？如果基因技術可以讓我們人類永遠不死，所有的傳統文學表達，對生命的贊美，對死亡的憐憫或恐懼等，便無所依從。在文學中大家談論最多的愛和死的主題都將慢慢消失的話，我無法想象將來的文學會是什么樣，文學要承擔什么，要表達什么，要建立怎樣的心靈和心靈間的對接或互相滋養？我們還有什么事情可做。”韓少功因此認為，新媒體、新技術對人本身的影響、對生活的影響，可能是要注意的重要問題。

中國了解喬伊斯的人不到一百個，并不影響他的《追憶似水年華》在全球暢銷。清華大學教授格非說，傳統文學在早期并沒有作者的概念，杜甫、李白、司馬遷……他們在世的時候是無緣被印刷的，中國所有的小說家在清代中期之前，沒有一個能夠活著看到自己作品出版。他們的寫作不是為了市場，不是為了供人閱讀。即使寫作變成一個公共領域的事情，變得無利可圖，也依然存在巨大的誘惑。

“如果我們重新理順觀念，回顧文學，《梁山伯與祝英臺》的作者是誰并不重要，但是依然有無數人加入其中，這樣不是挺好嗎？一個故事在流傳。一個寫作者即便沒有任何的商業利潤也可以創作的時代，其實也是我們暗中希望的時代。”格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