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高科技時代里文學的處境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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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少功：高科技時代里文學的處境與可能
——在北京大學邵燕君老師課堂上的演講
我是來求教的。剛才邵老師講的那一篇文章，暫定《讀書》雜志第五期發表，已提前給一些同學傳閱了。那么我今天就不再重復，而是想從一個更大的角度，把人工智能稍微擴大到高科技，看一看高科技時代里文學的處境與可能，看一看文學的主體和客體都可能發生哪些變化。我想至少得注意三點：
一、科技一直在改變文學以及文化的生態
科技與文學其實關系十分密切。我舉兩個例子。
一是紙張的發明。很多人曾說中國以前沒有史詩，事實上，藏族有《格薩爾王》、蒙族有《江格爾》、苗族有《亞魯王》《開天辟地》，都是長篇史詩。漢族好像確實沒有史詩，錢穆先生的解釋是，原因是紙張發明早。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證明中國的西漢紙遠在蔡倫之前幾百年就出現了，就使用了，因為方便書寫，不必依賴口傳的方式，因此《史記》《漢書》等就成了漢族的史詩。歐洲當然不一樣，直到13世紀以前主要是用牛皮紙，既昂貴又笨重，所以他們古代的文學，從史詩到悲劇，主要靠口耳相傳的方式，書寫是他們的短板。亞里士多德談poetry有六個標準，臺詞、情節、人物、主題、場景、聲調——完全是一種“劇”的概念，是敘事性的說唱作品，與我們說的“詩”相差較遠。總之，歐洲與中國在文學體裁、繼而在文學傳統方面有明顯區別，背后看不見的推手就是紙張。
再舉一個藝術上的例子：繪畫。工業時代以前，歐洲的畫種主要有二，一是肖像畫，二是風景畫——當然還有一些宣傳宗教的壁畫。出現巨大的改變，是在工業革命帶來的新技術，特別是視覺領域里照相機的出現，讓風景畫、肖像畫幾乎突然就變得多余。后來出現塞尚的印象派、馬蒂斯、畢加索等人的超現實主義，都是弱化紀實功能，用中國人的說法，是從“寫實”轉向“寫意”。俄國、中國后來的油畫風格潮流大變，比歐洲晚了一、兩拍，但也是不得不變，我們現在去中央美院看，很多大一學生也不做素描了。當然，喜歡紀實的、工筆的，就像文學中就喜歡格律詩的，還會有，還可能出現天才，但從總的潮流來看，照相機也是一只看不見的推手，最終逼得繪畫藝術的生態體系大為改觀。
由此看來，文科生切不可以為科技與自己沒關系。
二，新科技正在改變什么？
我不是科技方面的專家，僅僅是與大家做一點雜感式交流，談一些現象。有一位記者說我善于“前瞻”。哪有什么“前瞻”呢？都是當下已經發生的事。
比如說空間。通訊技術對我們的時空感覺改變最大。我們經常不知道鄰居是誰，甚至連親人都疏遠，但地球那一方的某個人可能從早到晚都在與我密集聯系，“天涯”與“比鄰”在普遍交換位置。以前的文化差異經常是由地緣因素決定，什么南方/北方，亞洲/歐洲，等等。但現在地緣差異越來越小，倒是時間差異、代際差異越來越多。就像剛才邵老師一直在強調85后、90后——哪怕相差幾年，都可能造成語言上不相通。網上一個80后在一堆90后里插話，90后可能會說，骨灰級的，一邊去。學術體制好像沒跟上這種變化。社科院有英國研究所、美國研究所、阿拉伯研究……有沒有80年代研究所、90年代研究所、95后研究所？
超地緣、超代際的差異也在虛擬空間生成和加劇，暫時叫“網群差異”吧。一方面，是互聯網促進全球化，不光中國的孩子追韓劇、美劇，好多國外人也在追中國的網絡小說。另一方面，互聯網也催生“逆全球化”的強大力量。比如以前很多國人移居海外后，特別想融入當地主流文化，學外語、交外國朋友、建立當地人脈，好發展自己的事業。倒是現在有了微信，成天活在同胞、老鄉的圈子里。我有一個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的親戚，現在每天發十幾條湖南的消息，比我還像湖南人。很多海外華人的圈子越來越封閉，完全成了在海外的飛地型和孤島型的文化群落。據說西方的很多中東、中亞難民也有這種情況，通過社交軟件，天天討論《古蘭經》，把歐美的基督徒們給急死。西方曾經大為自信的文化同化能力，曾經美好的全球化愿景，突然被微信這種東西大打了折扣。
再說說知識。互聯網等新工具使我們學習越來越方便，知識越來越多，據說將來可用納米材料做成超微芯片，直接植入人體，省去我們的潛心苦讀，省去所有的學校。但也并不全是好消息。比如我們很多知識都是來自屏幕，很多人是屏幕面前長大的一代，脫離社會、脫離實踐的時間越來越長。以前中學畢業就是知識分子，可以開始工作。現在呢，從幼兒班開始，三十多歲還是博士后，幾乎半輩子在校園里。我在哈佛大學還見過一個五十出頭的老博士生在那里混。不是說實踐產生知識和激活知識嗎？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須嘗一口梨子。但是現在“梨子的滋味”都產生于書本和屏幕，用100本書產生第101本書，從1000G文件產生第1001G文件，“知道分子”滿天下。知識的碎片化、復制化讓人擔憂。有一個中國作家寫了一部小說，說的是女大學生晚上賣身。其實這故事來自小報上一篇來自日本的報道。湊巧的是，小說發表兩、三年后，一個日本學者又根據這個小說，寫了一篇論文，進而研究整個亞洲的什么什么……一個二手變三手、三手變四手的知識旅行就這樣形成了，知識的不斷鏡像復制就這樣形成了。記者、作家、學者在這一過程中都各得其利，但這對社會有什么好處？是不是反而伏下了某種風險？
我以前還只是擔心文科太脫離社會和實踐，以為理工科畢竟有實驗，有實習，比文科要好。但我有位年輕人從美國回來告訴我，眼下很多理工科的實驗們也摻水了。以前是用很“原始”的方法做實驗，比如手工操作量杯、試管、試劑，雖有點危險性，但化學實驗的體會很深刻，入心入腦。現在呢，大多用模塊化的、半成品、甚至半智能化的工具來做實驗，就像用傻瓜照相機來學攝影，安是安全了，順是順利了，攝影到底學得怎么樣呢？對光圈、速度、聚焦等技術要點領會得如何？恐怕是有疑問的。
再來談談民生。最近很多媒體和專家在熱議人工智能。凱文·凱利最近有三本書在中國翻譯出版，其中有一本叫《out of control（失控）》。他是個樂觀派，說像維基百科這種東西，大家參與編寫都不要錢，使用也不付費，這叫“數字化的社會主義”，好像個個都是活雷鋒。馬云還說：現在有了大數據，搞計劃經濟毫無問題。不過知其一，還得知其二。機器曾經替代我們的體力，現在開始替代我們的智力。好事嗎？好事，大家更有閑工夫爽一把了？生產效率還會突飛猛進？但由此而來的就業問題可能就比較難辦。特朗普在美國上臺，雄心勃勃的目標之一就是為美國人創造更多就業。當年美國一個高中畢業生就可以當上中產階級，賺很多的錢。全球化之后，那種好日子慢慢不見了。很多工作機會流失國外，被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印度人搶走了。其實專家們說，特朗普更大的克星是人工智能。即便這些工作機會今后能回到美國，也不會落到那些高中畢業生手上。郭臺銘說，他在中國大陸雇傭了幾十萬工人，五年之內要裁減掉90%，他的富士康將變成“黑燈工廠”。他去美國會不會也使這一招？
我在文章里也提到，2016年底谷歌宣布他們新一代的翻譯機出現，減少舊式翻譯機的毛病60%以上。今后除了文學翻譯比較難搞定，一般的商務翻譯、新聞翻譯、旅游翻譯大概都可以搞定，那么外語系的孩子還有多少能就業？中文系也很懸。現在很多報社已經開始用機器人寫新聞稿，保險公司、司法機構、社會團體等也開始使用機器人秘書。即便是最低一等的，那些兜底性的再就業崗位，保安、保潔什么的也可能好景不長。有人臉識別、指紋識別的軟件，完全可以機器化，將不需要那么多保安。保潔可以用掃地機，我女兒家里就有個掃地寶寶，很便宜，沒電了它還能自動找插頭充電。報紙上有兩個數據，一是估計以后99%的人要失業，二是估計失業率在42%以上。但不管哪一個數據，都會讓整個社會玩不下去。別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玩不了。你讓這些失業者都去干什么？曬太陽、斗地主、跑馬拉松？或者都可以白吃白喝？如果那樣，干活的人又怎么心理平衡？
最后談談價值。基因技術給我們帶來了福音，一些以前不能治的病現在可以治了，一些不孕不育的問題可望解決，新的植物、動物、微生物說不定能給人類帶來極大的福利，讓生活煥然一新。但轉基因食品到底是否安全，至今還鬧得沸沸揚揚的。更重要的，有一個以色列的學者尤瓦爾·赫拉利，寫了一本《人類簡史》，一本《未來簡史》，在中國都出版了。他是比較悲觀的，認為基因技術一旦同市場化原則結合起來，就會造成“生物等級制”。有錢人可以把買來優秀基因，窮光蛋就只能基因低劣，基因優化權掌握在富人手上，很多人一開始就輸在娘肚子里。他說，“我們可能正在打造一個史上最不平等的社會”。
這件事與文科的尤其意義重大。因為人文人文，文科就是人科，文學就是人學，以尊重人類生命為最重要的價值前提，以人道主義為天經地義的立身之本。所謂真，就是確保人類的認知可靠。所謂善，就是追求人類的利益共享。所謂美，就是提供人類感官的愉悅形式。這一切都是圍繞人展開的。如果基因技術推出各種仿生產品和類人產品，那它們還算不算“人”？如果那些活物不是來自父母，不過是基因公司的產品，五腑六臟、手足四肢都不過是納米材料、或其它生物材料，那它們還能不能享有“人權”？傷害一個這樣的產品，是犯有反人類罪呢，還是同拋棄一臺電腦差不多？高規格和低規格不同配置的基因產品，在“人格”上該平等嗎？不斷的修補和置換，可以讓很多產品不“死”，那么“生”又有什么值得大吹大擂？如果無性、無婚、無親、無倫的活體產品滿天下，那么以“愛”與“死”為永恒主題的文學還有何用，還能讓人讀得懂？……美國一個大發明家庫茲韋爾，說2045年前將實現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的完全融合，就是人和機器的完全融合。如果他說對了，賭對了，人類漫長的文科歷史——包括你們研究的網絡文學，差不多就進入死亡倒計時了。
三，人文精神再次面臨十字路口
按照庫茲韋爾的說法，新科技不是在扮演上帝，而是已經成為上帝。問題只是在于，新的上帝是否足夠仁慈？我們似乎不知道，很難知道。
也許我們眼下只有兩種選擇：
一是文理互盲，精神危機。因為現代教育體制分科太細、太窄，現在很多文科生無視科技，不懂科技，大概是“君子不器”吧，以為只有一口文藝腔才是高大上，用法文或英文談點詩歌、戲劇才有范兒，才有×格。與此同時，不少理科生特別迷信科技，認為科技能解決一切問題，其實是用一種對待宗教的態度來對待科學，在我的文章里，被稱為“數理邏輯的一神教”。比如不少專家用醫學、生理學來處理社會和精神的問題，說有人不快活，是缺少快樂的基因，說美國人選擇當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那也是基因方面的問題，是他們的祖宗就決定了的。這也太扯了吧？經濟學家們不懂數理方程，都沒法在圈子里混，都沒法開口。但特朗普上臺，你們用那些個方程測算成功沒有？2008年金融危機，你們那些數理邏輯的偉大作用上哪兒去了呢？
18世紀以后，所謂“上帝死了”，人文學科興旺并取而代之。沒想到，眼下全球性的宗教、邪教大舉回潮，甚至極端主義的原教旨化。和尚道士、神父牧師很吃香，眼下家里稍有幾個錢的，都要在墻上掛個金剛經或心經，結交一兩個仁波切，似乎信仰問題要重新交給神學來解決。人文知識分子干什么去了？他們的影響力、感召力、說服力到哪兒去了？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精神病的人數正在不斷地攀高，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之間就增加了18%，每年造成自殺人口一百多萬。一方面是高度物質化，另一方面是重新神學化，這已經構成了人類精神危機的基本面貌。
另一種選擇是文理互補、重建價值——也是我覺得正確的選擇。我們是人，按照莊子說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掌握新科技，是要走科技服務人類的正道。既要警惕物質化，又要防止神學化。既不要迷信科技，又不可拒絕、害怕、遠離科技。其實我們作為人，并不需要事事都高科技。比如我吃飯，有一雙筷子就行，如果給我一個吃飯的機器，我肯定不高興。我散步、打拳、跑馬拉松，也都很低科技，用不著用高科技武裝到牙齒。再說，作為一種精神體，我們價值觀的創造和堅守，也不一定非高科技不可。李白用毛筆寫詩，我們用電腦來寫，就一定寫得過他？當然，從總的方面來看，文、理雙方總是互相滋養、互相滲透、互相推進的。凱文·凱利說，人工智能是“人類的孩子”，需要人類不斷給它“灌輸價值觀”，因為辨識和創造價值觀，是人類的長項和優勢，恐怕永遠無法被機器人所取代。凱文·凱利這種援文入理的態度，是一個有智慧的啟示。
啟蒙時代以前，人類很多時候靠神學來管理價值觀，后來因得益于科技的發展，現代人文學科成長起來，才以文科取代了神學，即尼采說的“上帝死了”。與此同時，也是得益于現代人文學科的發展，科技反過來也有了突破性進展。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有一本著名的書，《科學革命的結構》。他在書中指出，當年哥白尼的日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等，并不是來自一個邏輯實證主義的直線積累過程，而取決于新舊“范式”的更迭，取決于這種更迭后面人類主體的心理變化。很多時候，在不利證據更多的情況下，新范式也可能因社會心理、文化潮流、意識形態的變化，實現不可思議的不戰而勝。這就證明，人文也一直在促進科技。
庫恩這本書被視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五本哲學著作之一。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文理互補、重建價值的黃金時代。有意思的是，為什么到了21世紀的今天，文、理雙方反而要那樣傲驕，要互相關上大門呢？為什么要那樣怯于承認自己知識專業的有限性，不愿以更大的視野來關切當代的重大問題，特別是價值觀的重建問題呢？這里面是否多多少少已經暗藏了一些準神學的態度？
沒有科技的文科，只能是變種神學。
沒有人文的科學，也只能是變種神學。
聽說在座的有文科生，有理科生，這很好。雖然我們各有專攻，但就像古人說的，為術有別，為道相通。我們只有在互相補充、滋養、推進中，才能做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邁過21世紀這一道大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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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a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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