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當代》，整整35歲。對于《當代》雜志，歷經風起云涌的時代變遷與大浪淘沙的文壇浮沉，35歲，或許更兼有而立與不惑的雙重意義。作家阿來在慶祝《當代》創刊35周年紀念時說：35歲的人還年輕，可對于一份雜志，已經有些沉甸甸了。

35 年中，《當代》雜志共出版《當代》220期，《當代增刊》20期，《當代長篇小說選刊》66期，刊載作品近6000部（篇），其中8部作品獲得茅盾文學 獎，占茅獎總數的三分之一，這包括陳忠實的《白鹿原》、劉心武的《鐘鼓樓》、古華的《芙蓉鎮》、阿來的《塵埃落定》、麥家的《暗算》等膾炙人口的作品。

據 《當代》前主編孟偉哉回憶，1978年一個夏天，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口的磚墻上，有人貼出一份油印刊物，刊名《今天》，據說是北島等人辦的刊物。看了《今 天》的內容，孟偉哉感到作為國家出版社的人文社應當辦一份刊物，而且氣魄應該更大。于是，他先后找當時的人文社社長韋君宜、總編輯嚴文井提建議。此后，出 版社黨委委員們形成決議：辦。黨委決定后以出版社的名義書面報告出版局，此報告由孟偉哉起草、韋君宜改定，以手抄稿報送。在這份報告中，擬提了兩個刊名， 一為《當代》，另一為《當代文學》。第三天，出版局領導陳翰伯、王子野即先以電話通知韋君宜說同意，并贊成用《當代》這個刊名。如今，已經深入人心的兩個 宋體字“當代”，是由當時中央工藝美院的何建民所設計并書寫。《當代》創刊的時候，全國人民對精神食糧的需求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饑渴狀態，文學刊物只有 《解放軍文藝》《人民文學》和《十月》，《當代》可謂是得風氣之先，一面世即以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引起注意。創刊號7萬冊首印一時洛陽紙貴，最高時發行量 達到55萬冊（1981年第一期）。

在《當代》確定的35位“榮譽作家”中，馮驥才排在第一位，因為他是35位中最 早在《當代》發表作品的作家，《雕花煙斗》發表于《當代》1979年第二期。當時剛經歷了對文化的史無前例的“革命”，小說對雕花煙斗雕花般的描寫，讓讀 者感動。字里行間，作家對中國民俗文化的赤誠，不僅成就了作家自成一脈的系列文化反思小說，還成就了一個鞠躬盡瘁的民間文化遺產衛士。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發生巨變，在35年間進行了無比艱辛的探索和改革，開始了舉世矚目的歷史轉折和民族復興。能夠切實感受中國的迷惘和陣痛，親身見證中國的努力和堅持，忠實記錄中國的頑強和進步，是《當代》的幸運。

跨越了整個新時期文學的《當代》雜志，被公認為是中國“現實感最強”的文學刊物，無論喜歡或不喜歡它的人，最直觀的印象都是《當代》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堅持。作家劉心武說：“《當代》一直為寫實主義作品提供園地，并促進寫實主義在現代文學潮流中不斷更新和發展。”

從 1979年創刊，《當代》就確立了現實主義的辦刊標準和方向，歷經35年的風雨，一直未曾改變和動搖。這個宗旨，20世紀90年代初被闡述為“文學克隆真 實，關注現實民生”，2014年被重新定義為“文學記錄中國”，這都是對《當代》現實主義辦刊方針的濃縮與演繹。在創刊35周年紀念會上甄選確定的35位 《當代》“榮譽作家”，正是對這個宗旨的集中展示。這35位作家用自己的筆墨記錄著這個國家艱難行進的路程。他們為《當代》，為文學，為中國，奉獻了震撼 人心的佳作名篇，用文學的方式記錄著這個國家的成長。他們有：

王蒙的《布禮》《活動變人形》。作家追隨新中國的步伐，一起艱難跋涉，一起浴火重生。他坦然擔當起時代和文學賦予作家的責任，用他智慧的筆墨，忠實地寫下自己的親身感受，努力完成一代知識分子跌宕的心靈史；

柯云路的《新星》《夜與晝》。那是歷史巨變的前夜，作家以滿腔熱情呼喚改革，讀者和觀眾以萬人空巷回報作家；

王朔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30年前，作家和他的小說都還有些靦腆，作為中篇處女作，《空中小姐》獲得《當代》文學獎，似乎給了王朔文學自信。于是，中國有了一個“叛逆”作家，還有了一代“叛逆”青年，和一個“叛逆”時代；

陳忠實的《白鹿原》。傳統中國的鄉村基石在歷史巨變中痛苦坍塌，慘烈悲愴。一曲時代挽歌，西北風一樣蒼涼；一副歷史畫卷，黃土地一般滄桑。他憑現實主義經典《白鹿原》，獲茅盾文學獎當之無愧；

鐵凝的《笨花》。放眼未來、立足今生、寫新中國的前世，是當代中國文學的自覺。其眼界更寬，筆觸更深，心思更密。《笨花》是一幅鄉村風俗畫，一部中國地方志，是對中國前世成功的追憶和緬懷。

還有阿來的《塵埃落定》、賈平凹的《古爐》《帶燈》《老生》，等等。

梳理回顧《當代》創刊35年的歷史，就是在梳理回顧輝煌的中國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史。

如今的《當代》已是鉛華洗盡的《當代》，面對文學的變革，市場的侵入，《當代》在堅持，在紀念，在期待新“當代”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