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界質疑跟風重譯“一窩蜂”——
    “這本書天天放在我的床頭，我可能讀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讀。”溫家寶總理的一句話，讓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寫于近2000年前的《沉思錄》一紙風行，成了2008年度暢銷書第一名。   
    《沉思錄》走紅，各種譯本競出。據本報記者檢索，國內出版的《沉思錄》現已有26個譯本，其中18個譯本是在2008年一年里集中推出的，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譯者。去年從年頭到年尾，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新譯本的《沉思錄》面市，有時候一月兩本。如此跟風，讓讀者無所適從——不少網友發帖求助：“碰到麻煩了，《沉思錄》哪個版本好？”   
　　“名著重譯太多是浪費”   
    “據我所知，國外基本上每30到40年重譯一次經典名著，這是語言經過一個代際的發展后必然的需要，所謂一代人讀一代書。”《世界文學》雜志主編、法國文學翻譯家余中先說。   
    “在我國，現代漢語變化較快，包括受到翻譯文學很大的影響，所以不必拘泥于30年出一個新譯本；但像《沉思錄》這樣，從1988年引進至今，20年里出了26個版本，實在太多了！國內出版界的跟風現象比較可怕。”   
    世界名著重譯成風由來已久，像司湯達的《紅與黑》，不同的譯本已不下10個；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也有了七八種譯本。對此現象，余中先直言不諱：“重譯太多是浪費。世界名著有三種，最多四五種譯本就足夠了。”他認為，只有當中文發生了深刻變化，昔日譯者用的語言給當代人的閱讀理解帶來了一定困擾，才必須重譯。以此標準，大量世界名著目前并沒有重譯的必要。   
    余中先反對大量重譯的另一個原因，是對如今翻譯者的水平不太放心：“讓人眼前一亮的翻譯還是太少。”他說，世界名著的主要閱讀群體是學生，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除了意思準確，還有保留原著韻味、文風等高要求，如譯者不能專注投入，就難以保證質量。“像《沉思錄》這樣艱深的哲學著作，有幾個較權威的譯本供讀者選擇就夠了。”   
　　“‘一窩蜂’會壞了譯作名聲”   
    “中國的重譯非常多”，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吳洪熟知情況。盡管如此，聽說《沉思錄》一年當中冒出18個新譯本時，他還是有點吃驚：“這么多版本中，恐怕有涉嫌抄襲和侵權的，甚至會有盜版。”   
    “重譯一般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已有的譯本非常好，但涉及版權，出版社只能借重譯的名義來出版，這屬于無奈之舉；一種是以前的譯本由于種種局限，譯文有缺陷，需要重譯還其原貌；另一種就是某種書暢銷了，大家‘一窩蜂’地跟風翻譯出版，這是國內特有的現象。”   
    吳洪說，由于門檻比較低，越來越多的出版社介入了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這是件好事，但也帶來了副作用：“很多重譯，不是真正為求得譯作的盡善盡美而重新翻譯，是為了經濟收益。有的出版單位看中海外某本暢銷書后，先把版權搶到手，合適的譯者找不著，就隨便拉人，編輯的水平也不夠，沒法把好關。結果時間是搶出來了，但譯本質量很差。這種為了一己經濟利益的做法，既浪費了資源，也誤導了讀者。‘一窩蜂’會壞了譯作的名聲。”   
    吳洪強調：“重譯是傳播文學過程中的手段而非目的，重譯是嚴肅也是必要的工作，成立于1978年的上海譯文出版社正是從重譯一批經典名著起家的。有責任心的出版社不會為了炒作而重譯，假使涉及版權問題，必須另找譯者，也應該力保新譯本不比前一個版本差。”   
　　“請譯者先自問‘能否超越’”   
    “在同一個時代里，一本名著有兩三個譯本，讀者可以互相參照著讀，這對文化傳播是有價值的，對讀者是有好處的，但弄出20多個譯本，就不太正常了，這里面真正有價值的只有四五個版本吧。”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的法語翻譯家袁筱一說。   
    “我本人不特別反對重譯。”袁筱一曾重譯過盧梭的名著《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和米蘭·昆德拉的名著《生活在別處》，因為“真正意義上的重譯，是把翻譯當作嚴肅的、創造性的工作”。她對記者說：“重譯之前，譯者應該先捫心自問：第一，文本是否有重譯的必要，如前譯曾被刪節或一些譯文不準確；第二，自己的譯作能否保證質量；第三，最重要的，你的工作是否有超越前人的價值。”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重譯就是一種浪費，無聊至極，”袁筱一說，“不過，有些出版社并不把翻譯當作一件嚴肅的事情，不把它當創作，只是匆匆出手，填充市場。在他們看來，譯者是誰是無所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