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的文學宗教——中國30年“生態文學”的痕跡

　　盡管有一些人對于文學是現實人類社會生活的藝術表現這樣的觀點持有異議，但是，文學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應總是伴隨著人們新的社會觀念和行為的改變而在不斷調整自己的情形還是明顯的。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在有力地影響著文學的變化，文學的變化也在不斷適應和促進著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

　　在人們認為自然資源是個無盡的寶藏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地掠奪開采的時候，人們是不會想到自己是要為這樣的瘋狂掠奪行為付出沉重代價的。進入20世紀中期以來，大自然終于忍受不了沉重的開采負擔，變得脆弱和狂躁起來了。全球氣候變暖、冰山融化、臭氧層出現空洞、地球植被嚴重損傷、各種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等等現實的嚴峻局面，終于使人們感到和意識到自己的地球家園存在的危機，發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呼喊。隨之而來，一種尊重自然，愛護和努力保護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意識在人們的認識中逐漸生成，最后成為了一種全球最廣泛的人類共識而得到擁護。

　　我們即將要談論的中國生態文學創作現象，也正是在這樣全球共識的大背景上出現的一種從題材對象到內容及觀念價值等都是很現實與新穎的文學現象。雖然中國古代已經有老子“道法自然”這樣的哲學觀點，也有過摯愛山水自然的種種文化藝術表現，但真正意識到任意損毀自然是會最后損害人類自身生存環境，乃至對人類的地球生存造成巨大災難的可能性的觀念，還是上個世紀后半期才形成和明確起來的。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基礎和改變生長的搖籃。文學總是在現實人類社會生活的急迫深情呼喚中尋求改變之后而出現在人們的面前。“生態文學”就是在這樣的人類社會生活背景上出現的一種有個性特點的新穎文學創作現象。

　　在我的記憶印象中，比較早的出現并在社會讀者中發生重要影響的，可以視為“生態文學”的作品是徐剛發表于1988年《新觀察》第2期上的《伐木者，醒來！》和岳非丘寫于1988年初的《只有一條長街——為長江母親代寫一份“萬言書”》這兩部作品。前者通過作者在武夷山和天目山等地林區的采訪，在親眼感受觀察了濫肆砍伐林木。導致自然植被嚴重破壞的情形，呼吁人們放下砍刀，愛護森林，造福現實和后代；后者也是在細致具體的調查采訪之后，沉痛地呼喚人們停止任意地污染長江，保護母親河的潔凈。這兩部作品，都是作家在清楚地意識和自覺狀態下，用保護生態環境的眼光看待人類的社會行為和呼吁生態環境保護的報告文學，在最初面世之后，就立即以新穎的內容面貌引起了讀者的高度重視。自此以后，伴隨著人們生態環境意識的增強和事實上生態環境狀況的進一步惡化，這樣的創作就迅速地繁榮起來了。此后出現的沙青描繪北京嚴重缺水情形的《北京失去平衡》、何建明報告各地盲目瘋狂開采礦山，破壞生態環境的《共和國告急》、張雅文為一只東北虎被捕殺而沉痛呼吁人們保護野生動物的《放下你的獵槍》、李青松感傷不少野生動物消失情形的《遙遠的虎嘯》、全景報告中國政府實行“退耕還林”，保護修復生態環境重大舉措的《共和國：退耕還林》、徐剛的有感土地沙漠化嚴重情形的《沉淪的國土》、報告大地干渴水資源危機的《江河并非萬古流》、陳桂棣憤怒和傾情呼吁保護淮河水質，珍愛兩岸百姓生命健康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長江、黃河、淮河生態報告》、李林櫻報告三江源生態環境嚴峻局勢情況的《生存與毀滅》等等許多作品，既用非常驚心動魄的事實報告，加大了呼吁保護生態環境的吶喊，更多地喚醒了人們的環境生態意識，也清楚地將“生態文學”的個性特點表現出來，使讀者對其有了熱情地理解和接受的自覺。

　　“生態文學”最大的特點，也可以說和傳統的其它形態的文學不同處在于，生態文學不是單純地表現人的精神、情感和生理訴求，以人的感受確定作品的質地成敗，而是同時也將大自然這些看似純物質的對象給予生命的體悟，看成一種應當理解、尊重和與之和諧相處的對象。所以，不少的“生態文學”作品，首先是從人類對自然的傷害情形而開始反思、自醒、呼吁和憂患起來的。“生態文學”是真正在全球視角上對于地球人類的思考和關懷，是一種在很廣大的視野和最直接的幫助方面對于地球人類的呵護。所以，將“生態文學”簡單地視為生物保護，環境治理，甚至是講究衛生等很狹窄的動作，就很難抵達“生態文學”的至高層面。“生態文學”呼喚和追求的是一種地球人類的和諧發展哲學。這種哲學的核心理念，就是人與自然相生共長。技術不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因此，“生態文學”是應當超越所有政治、宗教、民族、地域、經濟、文化、軍事等功利目的的文學，具有非常寬闊的空間覆蓋性，甚至應當成為一種地球人類的“宗教”。

　　中國的“生態文學”，也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歷史改變和躍進出現并發展起來的。是在伴隨經濟迅速發展之后給生態環境帶來空前破壞并產生危機的時候極時出現的新文學。這種文學的視角和表現，首先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