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期，《收獲》雜志編委(左起)羅蓀、靳以、巴金、周而復在北京北海，他們共同努力創刊了《收獲》，并對這份雜志的前景充滿信心。

      似乎轉眼間，《收獲》便迎來了它50周歲的生日。在它推出的一批批名篇、杰作的光環背后，這些作品的培育者——編輯們卻在漸漸老去，那些精心的編輯過程最終也將消失在歷史的深處，或許這就是這個職業的特點吧？但每一位讀者和作者似乎都不應該輕易忘記這樣一個舞臺和這樣一批人——盡管，他們并不在聚光燈下，但在我們珍藏的中國文學50年的記憶中不應該缺少他們的篇幅。所以，當《收獲》五十華誕到來時，想打撈在那些閃光的文字背后的一點記憶，權作對它生日的祝福。

      一

      《收獲》是一份承續著五四新文學血脈的雜志，五四新文學精神是它的歷史傳統，也是它以一貫之的品格和與其他文學雜志最為不同的精神氣質。不論當今學界對所謂的“新文學”、“純文學”的概念怎么反思，我認為這種不是將文學作為消遣，而是看重它的精神性，不媚時、不媚俗、拒絕商業化的文學精神仍然是最有意義的一種文學追求。

      對于新文學精神的承續和發揚，是《收獲》在醞釀創刊時有意識的追求。提議創辦《收獲》的人都是對鄭振鐸、靳以、巴金等人創辦的大型期刊《文學季刊》，以及后來巴金、靳以聯手編輯的《文季月刊》、《文叢》等系列期刊充滿感情的人，時為中國作協負責人的劉白羽在回憶錄中就明確地說想恢復《文學季刊》這樣“卓然不群”的刊物，為此，他去說服了中宣部領導同意創辦這樣一份雜志，并明確建議編輯部設在上海，由巴金、靳以主編。從刊物的篇幅、選稿的氣度、編輯風格而言，《收獲》與《文學季刊》等三十年代“文”字系列期刊的確一脈相承。《文學季刊》創刊的1934年，號稱中國的“雜志年”，當年定期出版的雜志約三百多種，百分之八十是文藝或半文藝性質的“軟性讀物”，用茅盾的話說，它們幾乎全是幽默與小品的“合股公司”。《文學季刊》卻不取媚市場、以純正的嚴肅的創作為主打，以切實從事文化建設的決心，贏得讀者的尊重和文學雜志的尊嚴。半個多世紀后，《收獲》也面臨著同樣內外交困的境況:1987年，全球性的紙價上漲，本來就微利甚至無利經營的文學刊物迅疾陷入了經濟困境；九十年代以后中國文學的市場化傾向越來越嚴重，文人下海，休閑文學、影視對純文學的沖擊，這使得許多文學刊物被迫改刊，但在困難中《收獲》沒有輕言“變革”，而是選擇了堅守。主編巴金非常堅定地表示:不希望《收獲》做商業化的改變。他鼓勵編輯部:《收獲》是大有希望的，文學是大有希望的。危難時刻方顯英雄本色，憑著這樣的信念，《收獲》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精神追求。我常常想《收獲》真正輝煌可能不僅是發表了莫言、余華、蘇童等人的那些名篇，更重要的是在這樣時刻對于新文學精神堅持的象征意義，從這個角度講，有了這種歷練之后，《收獲》已經不單是《收獲》，而成為一個符號，它承載著作家、讀者對于文學精神性追求的信心。在這一點上，《收獲》一下子就在讀者的心中擁有了不同的位置。記得好久，我都珍藏著《收獲》的一份征訂單，上面有這樣一句話:在世間所有虛妄的追求都過去以后，文學依舊是一片靈魂的凈土。

      《收獲》這樣的努力，為文學贏得了尊嚴，也給了作家們以信心和勇氣，大家相濡以沫捍衛著一種文學精神。老作家蕭乾當時給主持工作的副主編李小林的信中談到:“收到你的來信，既佩服你們堅守陣地的勇氣，又為文藝前景感到憂慮。”“潔若和我近來采取用稿酬或版稅來捐獻。……目前浙江文藝出版社正在印我譯的《里柯克諷刺幽默選》，不久可出版，共十數萬字。我想把出書的稿酬(連同《堡》的——請千萬勿匯)一并捐給《收獲》。”“向(像)其他捐款一樣，我這點心意不外乎表示對《收獲》(它的前身是《文學季刊》《文季月刊》)的支持和擁護，并借此推動一下。”(蕭乾1993年11月15日致李小林信，本信及下文中所引諸信均為首次公開的未刊稿。)這樣的支持不在于金錢，而是道義，是一份雜志的價值觀為更多熱愛它的人所認同。作為文學邊緣化時代中的一份文學期刊，《收獲》最為難得的是能夠將作家和讀者的精氣神兒凝聚起來，讓大家為了共同的文學理想而奮斗。

      二

      多少年來，在《收獲》的背后始終有著一個高大的身影，那就是巴金先生。談到與這份雜志的關系，他不斷重復的話是:我只是《收獲》的掛名主編，當初答應做主編也不過替老朋友靳以助陣而已。在這樣的輕描淡寫中顯示出的是一位杰出作家的為人本色，也讓我們看到了他對待朋友的純凈之心。哪怕老朋友靳以已經去世多年，但談到《收獲》，巴金必然首先想到他。在今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