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國際合作局主辦的中日青年作家對話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馮唐、李修文、章元和茅野裕城子、中上紀、黑田晶等中日兩國的青年作家參加了對話會。青年作家們從當前的寫作經驗出發,交流了寫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迷惘,也分享了彼此創作的快樂。格非、王中忱、白燁、陳眾議、藤井省三、川村湊、桑島道夫、富岡幸一郎等批評家與研究者也參加了會議,他們就中日兩國近一個世紀以來,尤其是當代文學的交流做了深入的探討。

不一樣的小說觀 一樣的文學熱情

      小說是什么?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都會有不同的答案。日本青年女作家黑田晶認為,小說不是對存在事物的記錄,而是要寫心靈中的感覺,用不存在的事物觸動心靈,用盡可能遠的事物去接近現實。同時,她對現實也充滿了懷疑,她指出,掌握信息、共享信息是否有助于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能否把共識的東西定義為現實?在她看來,小說的目的不在于達成某種共識,“允許理解的偏差,世界就開闊了。”而在中國作家章元看來,“有人說作家其實也是小販,但作家販賣的是希望”。她認為文字的第一功能就是記憶,面對石油、戰爭、環境等問題,文學所具有的力量就是去傳達希望。而80后的青年作家張悅然則以充滿柔情與憂郁的語言、極其獨特的女性視角表達了她對寫作的看法。小說對于她來說則是盛放記憶的容器。她說,記憶是情人,她只能帶著小說,遠離人群,讓熱鬧的心疏冷下來,永遠帶著幾分憂愁去撫養這個孩子。但是,當孩子長大,才發現這孩子既不是她,也不是記憶,她所能做的,只是懷著苦衷去憑吊自己的記憶,為孩子祈福。寫作對張悅然來說是一種快樂與痛苦,既有趣又無奈。

      在交流中,青年作家們也表達了他們對文學“經典性”的困惑。中國作家李修文認為,今日的文學不必等到明天才能凸顯意義。他指出,集體標準的迷失使得標準變得曖昧難辨,日常標準喪失的同時也正是文學經典性的喪失。在多元與虛擬的時代,文學的經典能否出現成為兩國青年作家普遍的困惑。

不一樣的創作背景 一樣的全球化影響

      在會議上,全球化對兩國文學帶來的影響也成為他們關注的一個重點。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下兩國文學發展的一些共同之處。

      日本學者川村湊指出,全球化往往被解讀為泛美國化。日本文學在村上春樹之后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村上春樹正是受到了美國文學的很大影響。很多日本評論家說他的小說是對美國小說的模仿。但村上的作品被譯成中文、韓文、英語出版時,卻在世界各地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群。這正是經濟全球化滲透下文學的反應。與其說這是文學問題,不如說是社會或文化問題。他說,以前日本是以國民文學為目標的,這也是偉大作家的特點。村上春樹是日本目前最掙錢的作家,但他卻是非國民作家。因為他的作品是非民族主義的,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更容易被接受。

      與會的日本學者指出,村上春樹之后的青年作家受到了村上春樹很大的影響。日本現在最新的文學潮流是“輕文學”,其內容傾向于娛樂化。一般是書的尺寸比較小,配有插圖,且多為漫畫作品。他們對文學的藝術性不是非常重視,但考慮如何讓讀者更容易讀懂他們的作品。目前,這種趨勢還在擴大。“‘輕文學’在日本文壇已經不容否認。”80年代以后的日本作家們對約定俗成的東西開始懷疑,愛情、家庭也崩潰了,與有形的崩潰相伴的是現代社會的價值崩潰中,他們表現著自己的迷茫。他們這一代日本青年是在物質極端豐富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但他們身上卻有一種深刻的喪失感,日本實現了現代化,卻體味了從未有過的孤獨。

      日本青年作家自我的迷茫、孤獨或娛樂化的傾向,在中國當下青年作家的創作中其實并不罕見。評論家白燁指出,我國70、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都具有紛繁的個性,他們截取生活時帶著的是具有平民色彩的個人化視角。路遙等作家作品中那種為“人民”寫作、為“我們”代言的姿態被凸現個人成長印跡的寫作方式所代替。他們的寫作中少了宏大敘事,而將懷疑、游戲等因素帶入了文學,他們更看重的是“意思”而非“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