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散文創作最近引起評論家更多的關注。評論家們在肯定散文創作成就的同時，也尖銳地批評了其中所存在的問題。

　　王兆勝在《南方文壇》第４期撰文說，自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散文確實創造了自己的輝煌，但同時也埋下了危險的隱患，而這種危險被散文界不斷擴大而不自知。今天的散文已在歧途上越走越遠，要獲得更大的發展，它必須進行新的調整，不論在觀念還是在實踐上都應該如此。無度與失衡是當下中國散文存在的第一大困境。自從散文變得形可以散、神也可以散，甚至于愛怎么寫就怎么寫，尤其是余秋雨將散文當做可以縱橫馳騁的疆域進行創作實踐并大獲成功后，散文的面目就與以前大為不同。從優點方面說，它使散文變得更自由了，而且獲得了巨大潛力、活力和中心地位；但其缺點是背離了散文的常識和本性，進入令人吃驚的“失范”狀態。最突出的“失范”是文章以“長”取勝，動輒萬言甚至數萬或十余萬言，人們對“大”散文的理解過于看重文章之“長”。一些作家的散文確實改變了以前的“小格局”，但不加節制的散漫卻是共同的。另外是欲望的放縱，這包括寫作欲、發表欲、表達欲。我們不妨對散文家的創作量進行研究，有的高產到了比復印慢不了多少；有的一稿多發，竟達數十次之多；還有的隨意抒發感情，給人空洞不實之感。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超過了度也就“物極必反”。散文亦然，沒有限制而過于隨意地書寫，必然使之變得支離破碎、不可收拾。因此，當務之急不是讓散文之“形”繼續“散”下去，而是聚合起來。當下中國散文的第二大困境是“神”散或無神。當前的許多散文分成若干甚至幾十個段落，還有的用互不相干的小題目聯綴成篇，成一集錦體，這一面帶來文章結構的松散，更重要的是主題分散、精神離散和靈魂出竅。翻開今天的散文雜志，這種散漫氣泄之風如疾病一樣流行，少有不被感染者。“腦”大于“心”，有的作品處于心靈“缺位”狀態，這是當下中國散文的第三大困境。如果從增強知識和思想含量的角度看，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的中國散文確實有了較大的改觀，這主要表現在密度、厚度和深度加強了；但從心靈和人生智慧的角度觀之，它又明顯表現出淡化和萎縮之勢。于是理智大于情感、頭腦大于心靈、思想大于智慧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散文是最重心靈散淡自由的一種文體，如果過于用“腦”推理，散文之心就容易變得焦躁、生硬、不平，甚至縮小枯萎。何況有的說理并無見解，而是味同嚼蠟。

　　王兆勝認為，散文正面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以來最為嚴峻的時刻，２０年的探索與解構已使它走進了死胡同，傳統的資源早已被棄如敝屣，新的觀念尚未形成，這就是時下中國散文的“窮途末路”。

　　張宗剛在《文學自由談》第４期撰文說，當下散文隊伍空前壯大，散文創作數量激增，但真正關心社會問題、展示心靈本相、富于社會責任感和道義感的文本卻不多見。他尤其尖銳地指出，公款旅游游記散文漸漸淪落為公款玩樂的遮羞布。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在當下車載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記散文里，都有著官本位意識的坦然流露。這類文本呈現給我們的，往往離不開公款消費的背景，離不開與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種種公款接待的規格規模、檔次排場。許多明顯帶有“官員”標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不是“參觀”，就是“出訪”；不是“采風”，就是“視察”；不是這個當陪同，就是那個做跟班。如此畫蛇添足般的語言在某些作者那里竟成了必不可少的文字鋪墊，成了身份高貴的必要詮釋，卻不知它們是與文學和審美、與詩意和境界風馬牛不相及的散文之敵。在散文中出現該類文字，正如同在古裝影視劇中出現電線桿、摩托車、手表等“穿幫”鏡頭一樣不倫不類。稍有判斷力的讀者，讀到這樣的文字都絕不會產生愉悅感。出于顯示身價、標榜自我的需要，一些作家的文字沉迷于種種迎來送往、前呼后擁、推杯換盞的場景描述。如此三句話不離官本位的游記散文，實際上就是享受腐敗和記錄腐敗的散文。當現代人的旅游多已變成為一種走馬觀花式的眼球經濟時，也便宣告著李白、徐霞客那樣在寄情山水嘯傲煙霞的萬里獨行中生成的那種與風物合一、與自然同娛的闊大情懷的失落。當公款旅游成了以傳播真善美為主旨的散文中的美妙談資時，也便意味著散文的道德底線與審美底線的消失，其所帶給讀者的閱讀感受，除了可笑可鄙，更多的是苦澀和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