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3時，我們和一代文學巨匠巴金作最后的告別。 龍華殯儀館的大廳里，一遍一遍回響著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悲愴”的第四樂章，這是巴老生前最愛的音樂，曲調深沉低回又帶著無限悲憫，如他寬容博大的胸懷；走過一個多世紀的老人，安寧地躺在火紅色的玫瑰花叢中，那是他生前最愛的鮮花，明亮燦爛的顏色如他心中火一樣跳躍的激情，花莖上扎手的刺讓我們想起老人倔強不屈的性格。 子女小林、小棠深知父親生前的情趣，他們用101朵紅玫瑰扎成巨大的“心”形，擺放在巴老安躺著的花床前。巴老的遺像選用的是一張1995年攝于杭州的彩照，這是巴老生前很滿意的一張，照片上的他一身紅色夾克衫，側首粲然微笑，笑容溫暖、明亮，一如照在他臉上的和煦陽光。在布置得素雅高潔、哀而不傷的靈堂里，一時恍覺巴老并不曾遠離，斯人斯言、斯文斯行將常伴后輩們左右，溫暖明亮如不滅的心燈。 普通人 一位作家，更是一個好人 告別儀式定在3點開始，然而當記者2點趕到龍華殯儀館時，自發前來吊唁的群眾已經排成了幾十米的長隊。靈堂外，不掛橫幅，不掛挽聯，唯有一行樸素的黑底白字“為巴金先生送行”，這份樸素讓人想起巴老生前樸素的為人——他高潔的靈魂在星空中閃爍，而他一世的心愿不過是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好人。 告別的人群中，有和巴金幾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有曾經照顧巴老多年的醫護人員，有從成都遠道而來的小學生，更有許多腿腳不便拄著拐杖、鬢發白如霜雪的垂垂老者……許多人趕很遠的路過來，只為在這個微涼的秋日里，給巴老輕輕鞠一躬，看這個高貴、赤誠的老人最后一眼，愿他走好。 她叫陳秀珍，身為護工的她曾照顧巴老8年之久，從1994年到20 02年。陳阿姨在記者的包圍圈中，略有些局促，總沉吟著不知說什么好。當有人讓她評價她心中的巴金時，陳阿姨哽咽了，“這個場合讓我說，我現在心里真的不知道說什么才好，我也很難說清楚自己現在的心情。”陳阿姨說，自己在巴老身邊照顧他這么多年，對于寫作以外的那個巴金，她所知的比別人知道得多許多，“他走了，我覺得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那個人走了。他活著的時候那么親切，在還能說話的時候，對身邊無論什么人都當自家小輩看待……” 他叫江文蔚。這位退休教師今年已經80高齡，腿腳不好、拄著拐杖又無人陪伴的他行動格外吃力。他其實和巴老素昧平生，只是從少年至白發，一路讀著巴老的書走來，從《家》《春》《秋》到《霧》《雨》《電》，從《寒夜》到《隨想錄》。江老先生家住上海大學附近，昨天他是獨自擠地鐵趕來龍華殯儀館。他說，在巴老病重時，他曾幾次去華東醫院探視，在巴老逝世后，他也曾去武康路113號巴老居所吊唁，如此不辭辛苦只因為：“巴金是一個好作家，一個說真話的好人，我尊敬他。” 她是成都市正通順街小學的一名六年級學生，她千里迢迢帶著同學折的千紙鶴送到巴老靈前。千紙鶴用玫瑰紅的紙折成，上面用鉛筆寫著：“巴金爺爺你走好安息吧。我一定要向您學習，不說假話，要說真話，好好學習。”這名六年級學生告訴記者，他們學校的校訓正是：“說真話，做好人”。 他們來自成都。《成都商報》組織了24人的“成都團”，團員里最小的是剛過十歲的小學生，最年長的是74歲的周錫光，周老伯在巴老還健在時，曾來上海為巴老祝壽。“成都團”把巴山蜀水間的思念帶來上海，24人在靈堂外拉起了巨大的藍色橫幅——“巴老走好，家鄉人民想念你。” 他叫張大國，他用一副對聯送別巴老：“百歲大師寒夜里點亮心靈明燈，世紀文學激流中勇譜忠實人生。”張大國是從事管理工作的，字畫不過是業余興趣，但“這是送巴老最后一程，為了略表心意，前一晚連夜寫了這副挽聯，這也正是我心里的巴老。” 她叫方靜。40多年前的1963年，她是第七醫藥商店的營業員，是全國勞模，那年蕭珊去采訪她，從此開始了她和巴金一家的友誼。“巴老武康路的家里，我去過很多次，他住院時，我還常常去看他，現在，他走了，就是一個老朋友走了……”方靜說到傷心處便不再言語，只在走出靈堂后獨自默默擦眼淚。他叫Kaul Nussmueller。記者多少有些詫異，一個41歲的奧地利人會出現在這里，尤其當他開口時，話語間流露出的那份深情：“我知道巴金是中國偉大的作家，在我年輕時便已讀過他的《家》《春》《秋》，我被他文字中涌動的激情和熱情深深打動。雖然我不是中國人，但是我覺得巴金距離我并不遙遠，他的文字、他的作品，完全凌駕于國界、語言之上，他是個偉大的、高貴的人。”作家惋惜著，并繼承著 通向靈堂的路上，短短的50米夾道排列著幾代作家們送上的花圈，輕而易舉便能尋到一個個熟悉的名字。中國作協14位副主席齊齊出現在龍華殯儀館為巴老送行。 2點剛過時，記者便看到陳村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從靈堂里走出，高度近視又常年受病痛之苦的他，行走并不輕松。他感言，昨天的場面是文學界多年不曾出現的。“我想，此刻來到這里的人心情大抵是相似的，定然是